（原创）萍踪传书(连载）

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在孟加拉以至于整个南亚次大陆，那里庞大的底层社会，充满了无序和混沌，生活在下层的人们，就像幽闭的高能粒子，在狭小的空间中，无规则地飞快运动，破坏力不断增大，然而遭致更强大的挤压和收缩，从而进一步加重生存压力，这是一个自我不断加强的循环，很难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

我说：“你的类比听上去有点宿命，天体物理定律并非就适用人类社会，你对自己的祖国孟加拉的前途，是否过于悲观了？”他笑了，“理论是灰色的，生命是绿色的，我衷心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盼望孟加拉国最终能够繁荣昌盛。这也就是我听从家族的意愿，放弃了自己喜爱的物理学，从而改学法律的原因。”

某天老板通知，当晚闭门谢客，专门接待特殊的贵宾，这样的清场在西欧纯属罕见。原来是在附近豪华酒店下榻的一位酋长，来自阿拉伯世界产油国，包下了整个饭店。我们事先撤掉原有的桌椅，在大厅安放了一张巨大的长方形橡木餐台。

入夜石油大亨之家一行姗姗来迟，络腮胡子的男主人潇洒英俊，洁白的长袍，头巾上围着一个黑色的圈箍，一看就是沙漠王国的九五之尊，他带来三个穿金戴银的妻子，四个天真活泼的儿女和管理孩子的英国女教师，以及两个与酋长形影不离的随从保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很难理解何为“挥金如土”。

在欧洲的社会，即便是上流的达官贵人王室成员，公共场合如此高调张扬、出手阔绰和前呼后拥的，绝对是很难想象的。事后我问穆达西，他在孟加拉的家，是否就是类似的光景，有点不好意思的穆达西没有作正面回答，只是说，现在欧洲住久了，回去探家时确实都感到不惯了。

东经日本饭店位于维也纳市中心闹中取静的一隅。虞老板号称出身旧上海的世豪之家，父亲是国民党时期的司法部高官，后随蒋介石退到台湾，家道中落一蹶不振，这个昔日的执侉子弟流落到奥国，在异国他乡邂逅了一名南韩女子，最终娶其为妻，据说女方祖世货殖家赀颇丰，马克思说过，婚姻是“成员在共同生活中结成的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于是一个落难的穷小子，透过婚姻咸鱼翻身，这是虞老板的过人之处。

因为有过在篁园饭店当侍者的资历，我被破格免除常规试工，即日走马上班。东经饭店是一家维也纳为数不多的日本料理，职工队伍就像一个迷你移民社会，其中有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巴基斯坦人和南斯拉夫人。装点门面疏忽不得，外面的跑堂除了我以外，其余的四位都是日本人，后厨为杂牌军，照样可以整出美味佳肴，是否正宗无关紧要，反正能忽悠欧洲人就行。我的日本同事两男两女，分别为莫里莫笃，塔库，妮基章和希露科。

莫里莫笃已有五十来岁，瘦高个子四肢细长，带着圆圆的眼镜，长得活像地雷战中的工兵小队长。年轻时期的莫里莫笃也确实是个电影演员，从剧照上看来，尽演一些反派角色，善于自嘲的莫里莫笃，从来不讳言自己只是个三流的戏子。当年因为拍摄外景来到奥国，爱上了维也纳也就留了下来。塔库是个年轻小伙子，以东方人的标准来看，高大魁梧，英俊潇洒。小巧玲珑的妮基章算得上是个日本美女，比塔库年长不少，所以她和塔库的情侣关系虽然众人皆知，但是并不公开，反映了东方人固有文化的拘谨。

希露科是个传统端庄的日本女子，但是并不妨碍她的少女时代，充满对欧洲的憧憬，日本人骨子里实际上十分崇拜欧美文化。豆蔻年华的希露科，通过鸿雁传书结识了一个奥国男子，于是只身飘洋过海，来到此地与其结为连理。此类的爱情来的快去的也快，不久负心的西洋丈夫离家出走，留下独守空房的东洋妻子。

从世界各国人口密度排名看，孟加拉国第一，日本位于第二，在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之下，日本非但不把人口当作发展的包袱，反而视为宝贵的资源。即使是二战后的经济极端困难时期，也不见有大批日本国民移民海外，这是一个值得相关学者研究的现象。除了短期访问和留学以外，维也纳的日本侨民几乎是绝无仅有。当问及我的日本同事，他们为何长期侨居西欧，他们的回答是，因为已经习惯了欧洲闲云野鹤般的逍遥生活，再也不能适应日本的快节奏社会。尽管侨居奥国多年，四个人都保留有日本国籍。他们来到西欧的背景与动机，和第三世界的移民大相径庭。

上班之际妮基章和希露科，穿着从中国唐代服装演变而成的和服，趿拉着木屐，衫襟的“V”字型合拢处系上带子，虽然没有西方式女性曲线的凸显，不过那种似脱而未脱的感觉，显示一种东方含蓄美的同时，不失庄重和宁静，传递了一种令人浮想联翩的意象，其中包含有家庭，女性，安全和归属感。当她们出现并且侍奉客人的时候，那种实际上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僭越，用在浅薄的欧洲客人身上确实十分奏效。

寿司和刺身是日本料理主打产品，实际是掺上酒醋的米饭，用海苔或紫菜卷成，配上三纹鱼和金枪鱼等生鱼片，蘸绿芥末泡姜食用。莫里莫笃告诉我，古代日本渔民出海打鱼，带上船的饭团事先拌上清酒和醋，起到防止变质的功效。同时因船上没有火，也就只能生吃捕上来的鱼，这就是寿司刺身的由来。由此可见，说到饮食文化，日本料理和中国烹调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奇怪的是和后者相比，日本料理虽然价格昂贵，欧洲人却趋之若鹜，实际上还是先声夺人的国力影响所致，归根到底是文化霸权的潜意识作祟。日本是西方富国的一份子，对于西方价值观亦步亦趋，在日本饭店用餐或者请客，除了有东方的异国情调以外，上流社会的欧洲人没有辱没身份之虞。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强盛，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饭店里除了传统的日本料理，还有较高档次的日式铁板烧。选用最上乘的新鲜材料，如龙虾、带子、鲍鱼，鹅肝和神户牛肉等，直接在餐桌上高热的铁板快速煎烤烹调。享用日式铁板烧是地位财富的象征，当然以此请客是一种特殊的礼遇。铁板烧厨师身穿洁白的衣服，带着红色的围脖和高帽，先在铁板上切割鱼肉，其后如同美国西部电影中牛仔的动作，将明晃晃的尖刀在手掌心飞快转动，突然嘎然而止，潇洒地插入栓在腰带上的刀套之中，看得瞠目结舌的欧洲人，可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





《萍踪传书》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在上海书城上架，并且被上海市图书馆等国家和公共图书馆收藏。

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东经饭店生意兴隆，并且不乏达官贵人，其中的常客有国会议员，内阁部长，知名的撰稿人和节目主持人，以及各路社会名流。某晚外面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三位客人走进饭店，由迎宾侍者带到沿街窗边的餐桌坐下，这时候我们发现来客是联邦总理夫妇和他们的司机。奥地利联邦总理弗朗茨•弗拉里茨基身材高大，风姿特秀，目光如炬，若岩下电，这位前篮球运动员是欧洲诸国社民党党魁中佼佼者，不仅在奥地利深得民心，而且在整个西欧都是口碑极佳，和瑞典已故的社民党前主席和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齐名。

联邦总理夫妇怡然自得地用着餐品着酒，没有引起周围人们的特别注意。每次我上前服务司酒的时候，总理先生都会微笑说声：“谢谢。”不久，周边的客人看来都认出了他们，但是除了微笑以目光致意，没有丝毫的轰动，也无人上前打搅总理伉俪私人饭局的雅兴。

莫里莫笃深有感触地说，“在日本，虽说也是西方世界，如果首相出行，必然前呼后拥，所到之处事先一定有严格的保安措施。这里的政治家行事如此低调，尽量以不扰民为准则，实在令人感叹”。巴基斯坦裔的调酒师库斯插言道：“在我的老家，内阁总理外出，必定所经道路封闭，沿途戒备如临大敌，闲杂人等一律驱散。堂堂奥地利联邦总理夫妇，到维也纳一家外国饭店用餐，竟然连警卫都没有一个，若非亲眼目睹岂能相信。”

有一天的中午，维也纳市长和亲友一行到东经饭店聚餐。器朗神俊的市长赫尔穆特.齐尔克，是拔萃国举的奥地利社民党元老，民望极高，德高望重。他在维也纳市长任内，完成了许多市政利民工程，如大兴土木地建造大量公房，力推普通市民安居工程；大规模扩建维也纳垃圾发电和集中供暖系统工程，推动绿色能源的发展，为世人所瞩目。赫尔穆特.齐尔克市长十分亲民，声音洪亮，语速急促，是欧洲人中少有的大嗓门。他的媒体出镜率很高，几乎每天电视的维也纳时政新闻，都能见到关于这位市长各种繁忙公务的报道。

维也纳市长让亲友们在餐桌边坐下，自己却到饭店各处和所有的客人握手，连我们这些外国店小二也不例外，他问我，“饭店里炙热的铁板烧，令人感到太过闷热，应该安装空调为佳。”我回答道，按照法律，饭店安装此类设备，需要通过房东，并且征得相关居民的同意方可，听说老板和房东交涉多次，至今没有确切答复。市长叮嘱道，私人宴请结束以后，让我将房东的电话号码交付于他，他会电告房东为饭店说情。

私人派对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疲惫的市长居然在餐桌上打起盹儿，所有人都压低了声音，不忍心打断他的磕睡。聚会结束以后，当我们把客人送到店门前，市长回过头说，“年轻人，你可忘了给我电话号码”…一周后饭店得到房东的通知，因为市长的求情，中央空调的安装得到允许。一个日理万机的市长，勤勉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毫无作秀之嫌，甚至对于一家无足轻重的外国食肆也毫无例外，看来已经成为这位奥地利父母官的职业习惯。莫里莫笃说道：“这里的政治精英真正做到了‘官小想大事，官大想小事’，” 库斯感叹道：“想大事也好，想小事也好，关键是他们都做好事！”

维也纳又被称为“红都”（奥地利社民党是左翼政党，又称为红党），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市长，垒块有正骨，赫尔穆特.齐尔克一贯为中下层民众谋福利，同时十分善待第三世界的外国移民，因此遭到极右势力的忌恨。市长赫尔穆特.齐尔克习惯亲自阅读每封人民来信，在一次拆信中，暗藏其内的邮件炸弹爆炸，他的手臂受到重创，从此成了残废，但是并不因此生出怨艾之心。这则消息震动整个西欧，各国政府纷纷谴责凶手慰问维也纳市长。市长出院以后照常上班，走街串巷，关心百姓疾苦，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只是他截去手指的右手上多了一只黑色的手套。

赫尔穆特.齐尔克曾经三次当选维也纳市长，殚精竭虑，勤政为民，从不懈怠。卸任后老百姓又要推选他为奥地利总统，众望所归，胜券在握。这位胸怀磊落的政治家却说，自己年轻时代是一名记者，因为从政不得不放弃自己爱好的职业。现在年龄大了不可恋栈权位，希望能够回到媒体，以酬自己平生的夙愿。于是急流勇退的赫尔穆特.齐尔克，成了奥地利电视台年龄最大的主持人，然而他主持的节目收视率为奥国之最。

2008年这位维也纳老市长逝世，位于维也纳十六区的威廉米纳医院宣布，享年八十一岁的赫尔穆特.齐尔克博士，平静地死于心脏衰竭。在市政厅哀悼仪式的当日，维也纳市成为空城，市民纷纷前往吊唁，悼念这位爱民如子的前市长。沿着通往维也纳郊外墓地的道路，黑色灵柩车徐徐前进，街道两旁站满了送行的人们，“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场面非常感人。

在维也纳最投缘的饭店老板是阿威，我有幸在他手下打工，倾盖如故，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此地华人社会浙江籍为主干，广东老乡少之甚少，因为母亲原籍为珠江三角洲，我自小会讲广东白话，没想到如今在万里之遥的奥地利，竟能派上了用场。能够招收到一名讲粤语的伙计，来自广州的老板阿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我们后来也成了深交莫逆。

尚湖饭店位于维也纳工薪阶层的区份，饭店门口是幽静的林荫道，虽然这里没有高尚区的贵族气息，却也不乏维也纳市井特有的渊雅意趣。维也纳最迷人惬意的季节，是风和日丽的夏天，届时在法国梧桐树下支起大伞，我们在人行道安放桌椅，人们坐在这里，一边品尝美味佳肴，一边享受幽雅洁净的街区环境。

那个年代在维也纳，不但做饭店生意能够赚钱，炒卖饭店也同样可以发财。由于餐饮业的买卖兴隆，意欲创业致富的大有人在，希望合法打工的华人更是不计其数。于是华侨社会出现了一档子生意，一些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而且头脑灵光的老板，先行投资装修饭店，由于是新饭店，可以申请数张外国人工作许可证，然后将饭店连同工作许可证，高价转手给下家谋取暴利。可谓“击鼓传花”，尚湖饭店转到阿威名下，已经是第三手了。有道是，上杆子的不是买卖，目不识丁的阿威夫妇，初来乍到，当时可是出了最高价给盘下来，从此夫妻双双让饭店牢牢给拴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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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柯一梦

李敏：你好！好久不见！在这里看到你了。

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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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琪芙姗莉科专好结友，又喜风月，呼朋引类，又道是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每晚结束工作以后，老板娘便与一群年轻食客在酒店的餐厅酗酒，畅饮酣酒，通宵遣兴，用过量的酒精来刺激自己。看得出她有着数不清的朋友，正如与我私交很好的总台经理斯蒂夫所说：“So much money, so many friends。”意思是说，有多少钱就有多少朋友，看来世间不少哲理，东西方都是相通的。

彼琪芙姗莉科身边牵马坠蹬的帮闲不离左右，年轻男子前呼后拥，有给她遛狗点烟的，也有插科打诨给她逗乐的，可谓“利之所在，无所不趋”。然而，女主人十分孤单，这一点连她自己也很清楚，否则用不着咨嗟愁闷，醉生梦死，天天灌黄汤以麻醉自己。套用社会主义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这样的现象的确不甚合理，社会若由一群病态的人控制着，人类无疑毫无希望可言。问题是我们总不能生活到月亮上去，一般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一层。

过了新年以后不久，突然接到通知，整个大酒店进行大扫除，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不许有任何的死角。我们全体员工出动，足足忙活了好几天，张灯结彩，焕然一新。我心中不禁纳闷，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莫非是哪位领导莅临指导？后来才知道，每年一度的萨尔斯堡莫扎特周即将来到，届时酒店将住进一位尊贵的客人，就是著名的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当年因被卡拉扬挑选为《安魂曲》的独唱男高音，他从此名扬四海。这位歌唱家终生不忘其提携之恩，凡是指挥家卡拉扬主办的音乐节，他几乎每次到场演出助兴。同时帕瓦罗蒂又是我们老板的好友，每到萨尔斯堡演出必定住在四季酒店。

帕瓦罗蒂下榻于我们酒店的日子里，住店客人爆满，尽是从世界各地飞来的歌迷，希望能够一睹这位歌王的风采。最忙的就数女主人彼琪芙姗莉科，陪伴左右，容光焕发，竭尽地主之谊。帕瓦罗蒂酷爱牛排，有亲自下厨的嗜好，每天由女主人陪同来到厨房。出身贫寒的歌王平易近人，和大家握手致意后，即系上围裙，一边在火炉上煎牛排，一边用他充沛丰满的嗓音哼着歌。

当帕瓦罗蒂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时候，说自己一年前在北京举行了独唱音乐会。我对帕瓦罗蒂说，就像不少中国大学生一样，自己也会唱他的保留曲目“我的太阳”， 帕瓦罗蒂让我试试，我扯了嗓子唱了几句，结果全场轰动。帕瓦罗蒂被逗乐了，这位大块头的“高音Ｃ之王”的笑声，瞬间穿透了整个空间。

到了萨尔斯堡以来，进入海外游子标准的半工半读状况，开始了漫长艰难的移民工程。浓重的孤独感挥之不去，时而消沉，时而振作，心想当年的鲁滨孙，是花费了多长时间和多少痛苦的折腾，才最终适应他的孤岛生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人们往往在孤独中思考，从而在思考中升华，这也是人生的一种辩证法。

前半生最充实的，莫过于插队回城后的大学生活，清苦但是有所实在的追求，生活的意义也就在其中了。后半生是否可以回复到这样的状态，自己心中可没有一点底。眼看要进入不惑之年，不过依旧有着一颗童心。除了无休止的工作就是繁重的学习，书本成了最好的朋友。“何谓享福之人？能读书者便是”，现在可是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到海外最大的益处，是开始认识人类不同社会现状的全貌。接触和体验西方生活的同时，更加深了对东方的理解。人类目前两种经典的社会模式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曾有过一句名言，如果要培养青年对西方的抵制情绪，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到西方社会生活一段时期，反之亦然。纳赛尔将埃及才俊分别送到冷战的美苏，果不其然达到效果。就像地理气候条件无法与中国媲美一样，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欧洲的文化思想远不及中华的深沉博大。自打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满身伤痕，终将重新崛起，可惜我辈不一定能看到这一天，想到这里，心中有着无尽的悲哀。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说过，自我实现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焦虑，空虚和孤寂，也不会有自卑感或卑微等不健全的感情。看来若要在充斥残忍博弈的海外移民战场取胜，首先还得战胜自己，应了老子的“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说法。奔赴海外奋斗的移民，克己勤俭忍耐寂寞成为常态。不过正因为“俭可养廉，静能生悟，”久而久之，自会滋生一种奇妙的体会：“觉茅舍竹篱，自饶清趣；即鸟啼花落，都是化机，”对于自强不息的自己，这无疑是生活一种美好的馈赠。

光阴似水，日月如梭，韶华迅速，学业完成。我被破格擢拔接替了塞登古罗伯的工作，虽然成了餐饮部的经理，在酒店旺季的时候，时不时还是到伙房帮衬厨师长瑞耐。至于女主人彼琪芙姗莉科的私人中餐大厨，当然还是非本人莫属。通过家属团聚的移民程序，妻儿顺利到达奥国。多年不见的儿子，虽然长大不少，却和我生分多了。物华天宝的萨尔斯堡令人难以割舍，然而京城毕竟是首善之地，我打算把三口之家安到回旋余地更大的维也纳，也就开始列入议事日程。

一天公主和我谈话，说是有个西欧信托基金正在招聘职员，如果感兴趣的话，她可以推荐我一试。仿佛是命中注定的，我们这一代人“戏路子宽”，就像微观世界的量子能量跃迁，角色跳跃式变化频繁，有着变幻莫测的生活轨迹，难以预言。不管当事者愿意与否，所充当的角色之间，甚至于不允许有任何缓冲和过渡。人到中年的我，多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常态。离开四季酒店原本也只是退身之计，既然进身之阶就在眼前，同时也是为了不拂公主的美意，前去应试，结果倒是顺利通过。

和酒店同事们分手之际，大家彼此依依不舍。我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向老总彼琪芙姗莉科道别。她一边优雅地抽着细长的女性香烟，一边对我说，许多欧洲的高门大族，包括公主和她，都是这家信托基金的老主顾，按理说应该是个不错的去处。我的离职虽然令她伤感，不过彼琪芙姗莉科祝福我前程似锦，嘱咐今后若有不如意之处，欢迎随时重返施华洛世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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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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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一则可以有宽阔的视野，二则和卢卡斯轻松地聊天。史密斯和曼弗雷德在后座絮叨同学之谊。曼弗雷德有一段时间曾经在M公司的大中华区总部工作，趁停车加油之际，我和史密斯调换了座位，坐到后排与曼弗雷德交谈。曼弗雷德会讲些中文，甚至于粤语，这是因为他在香港居住过的原因。实际上一个工作周的相处，我们彼此已经相当熟悉，曼弗雷德欣赏东方文化，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轿车在平滑的公路上飞奔，左侧窗外是一片青色的湖水，波光粼粼，白帆点点，湖边泊满了私人游艇，甚是壮观。曼弗雷德一边让请我纠正他的中文发音，一边兴致勃勃地回答问题以满足我的好奇心。曼弗雷德说，跨国公司的特点归纳起来无非是，一则将母国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经济活动传播到世界，二则具有可以复制的商业模式，如沃尔玛和麦当劳，三则具有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如世界级品牌，按照这样的标准，港台地区虽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大企业，不过能够称得上跨国公司的几乎没有。

他接着说，一个企业可以做地产，贸易，加工制造，一段时期中可能聚集资产迅速做大，若要踏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就没有那么简单。上述的价值体系，商业模式和核心竞争力都涉及的一个文化问题，归根到底是企业乃至一个民族的软实力问题。作为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跨国公司西方国家的比例占到百分之九十，可见其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影响之大之广。二十世纪三十年巴西阿根廷等国，和美国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现在能够相提并论吗？这就是所谓的拉美模型，又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掉到下面再也上不来了。

曼弗雷德告诉我们，台湾有的企业规模很大，生产能力也强，产品具有价格优势，但是鲜有高端品牌，高附加值产品更是不多见，长此以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也就势在必然，因为劳动力更便宜之地有的是。另外，现代化企业不以规模取胜，西欧不少中小企业的员工才数百人，但是其产值和利润却超过远东上万人的庞大企业，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意大利一些顶级品牌的制鞋制包企业，其利润是第三世界相关企业无法比拟。说到这里他笑道，“李，你原先在意大利干过，那边的情况可是再熟悉不过了。”我点点头承认此言不差。

当问到他对中国企业的看法时，曼弗雷德抚摸着前座全桃木乳白色真皮靠背，说：“中国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劳动力和原材料以及能源是该行业三要素，根据刘易斯拐点的理论，人口红利终究会渐渐消失，而且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早已虎视眈眈，比如同属亚洲地区的越南和印度，至于能源和原材料更是不可再生，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如果透支了宝贵的有限资源，子孙后代如何是好？”对于我们的国家，没想到一个外国人能够说出这些道道来，作为中国人我羞愧难言。

行驶过程中除了风阻声音以外，密封性很好的汽车显得很安静。曼弗雷德接着说：“荷兰是个没有资源的国家，无奈之中自己走出一条路来。我相信中国最终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以很高的代价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商品，却只有百分之五的收益。中国人有句名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想，现在中国企业应该开始争取控制整个产业链，也就是中国要素不仅仅定位在世界加工厂，同时要配置到技术专利，向海外开发市场进入销售环节。”

卢卡斯把车子开得四平八稳，大家可以从容欣赏窗外宜人的风光。西欧的夏日田园长满了薰衣草，有天蓝，深紫，粉红和洁白等色，优美典雅，颖长秀丽，远处一对情侣骑着大功率摩托车在葡萄园中行进，好像经典好莱坞影片中的意境和场景，唤起人们对未来美好向往的憧憬。

夜幕降临时分，我们进入卢森堡的境内。依托漆黑的背景，奔驰车强大的车灯威力无比，把前程照得一片明亮。车厢里面桃木条状遮檐下的内饰灯散发着梦幻般的光线，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情调。在路边的一家饭店用了自助餐，我们重新上路。到达首都卢森堡市下榻的宾馆之际，当空一轮明月，我看了一下手表，已是晚上九点。

卢比荷三国缔结有经济和关税同盟，世人称之为“三剑客”。卢森堡是欧洲大陆硕果仅存的大公国，虽然大公的头衔起源于旧时诸侯的封号，其地位处于国王和公爵亲王之间，实际上是和国王甚至皇帝平起平坐的君主。和卢森堡相似的还有欧洲的摩纳哥，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和大洋洲的萨摩亚，不过它们的国号为公国，少了个“大”字，因为是和卢森堡大公国相比，这些袖珍国家显得更小的缘故。

关于卢森堡大公亨利的生平轶事，我住在萨尔斯堡期间，曾经从公主殿下那儿听到一些。亨利大公的舅舅是比利时国王，历史上卢森堡和英国，瑞典，丹麦，挪威，荷兰，西班牙的王族有血缘或姻亲关系，欧洲皇家大多沾亲带故，当然卢森堡和列支敦士顿的两国王室也是亲戚。卢森堡的王后出身平民，是亨利大公在大学相识的古巴裔瑞士籍的姑娘，这对堪称欧洲王室模范的夫妇伉俪情深，生育了五个子女。当今世界不少地方讲究门当户对，欧洲王族却早已淡泊门第，对比之下令人感叹。

欧洲最年轻有为的立宪君王亨利大公，年青时代分别在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完成了良好的高等教育，他精通多国语言，酷爱文学，音乐和体育，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典范。亨利大公是位经济学家，卢森堡的经济在他的宏观调控之下，显得欣欣向荣。亨利热衷于生态领域，致力于绿色环境保护，这个号称“欧洲美丽露台”的小国，绿水青山，没有丝毫污染，无疑和这位大公不懈的努力有关。现在来到这里，可以亲眼目睹这位大公治下的卢森堡，心中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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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卢森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居世界首位。虽然只有弹丸之地，卢森堡既是欧盟经济实力最强，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可谓“古之兴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极低的失业率和极高的人均收入，为世人所瞩目，这里的老百姓认定，卢森堡半个世纪以来之骄人成绩，与亨利和历代大公密切相关。造福于民的卢森堡王室受到百姓拥戴，也就在情理之中。欧洲王室没有了昔日的封建色彩，也不见有腐朽没落的迹象，平民化的立宪君主们几乎清一色为学者型和道德楷模，这一点值得当今的社会学家好好琢磨。

卢森堡人和比利时人同文同种，祖先都是高卢种族。历史上卢森堡先后为西班牙，法国，奥地利，荷兰和普鲁士占领过，虽然在十九世纪的“伦敦条约”中被确认了中立地位，但是卢森堡却没有同样是中立国瑞士那样的好运。二战期间德军眨眼的功夫就扫平了这个小国，卢森堡大公出逃流亡海外。

饱经战火蹂躏的卢森堡人从此得出一个结论，中立并非可以保证不挨打，战后放弃了中立而入盟北约。北约的成立将好斗的欧洲民族撮合一起，结束了以往列强们相互厮打的历史。这种军事组织的设计概念，是为了避免强权之间燃起战火而一致对外，在这个保护伞下面的小国从此高枕无忧。

第二天是星期日，一早我们在宾馆餐厅共进早餐，然后分兵两路，荷兰同事上教堂作礼拜，我和史密斯驾车闲逛夏日的皇城。史密斯对卢森堡市了如指掌，他一边开车一边做导游，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史密斯告诉我，卢森堡的钢铁业和金融业驰名天下，银号钱庄比比皆是，实行的是类似瑞士的银行保密法，全世界有钱人无论黑白两道蜂拥而至，把金钱放在这儿晚上睡得安稳，卢森堡是继瑞士之后另一个避税天堂。

古城卢森堡市据说是一千年前开始兴建，阿尔泽特河和佩特鲁斯河从城市中穿过，犹如两条随风起舞的玉带,百余座形态各异的桥梁相连两岸的城区。经过宪法广场之时，史密斯指着远处的夏洛特桥和阿道夫桥，告之这是两座当地最大的古桥，横跨山谷如同天堑，远观悬崖峭壁苍翠斑驳。宪法广场是观赏 卢森堡闻名遐迩的“大峡谷”最佳地点，不过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相比，它简直就成了一个细致入微曲径通幽的精致盆景，色彩斑斓，优美秀逸，很是耐看，不乏险峻绮丽，超凡脱俗。

宪法广场四周有国家银行，大钟楼和一些中世纪建筑。宪法广场中央竖立着塑有胜利女神的纪念碑，纪念一战中阵亡的三千多名卢森堡军人。宪法广场的对面即是圣母教堂，从广场的两侧可以进入两个炮台。我们把车停下了，从宪法广场左侧拾阶而下，从百余米的石阶下来到千重翠的谷底，林木森森，荫翳蔽日，竟然有一条林荫道，只见两边绿肥红瘦，抬头仰视，别有洞天。高架石桥，横空出世，连接峡谷南北两岸，为城市蔚为壮观的地标。峡谷有条清澈见底的山涧，山清水秀有了仙灵之气，悠游其中如入天下绝境。

我们先来到老城区，这里中世纪的建筑鳞次栉比，风格大多和布鲁塞尔的相似。三个尖顶的圣母院大教堂建于十七世纪，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这里举行过一次轰动欧洲的盛世庆典，就是卢森堡第五任大公让和比利时约瑟芬•夏洛特公主的皇家婚礼,现在继位执政的亨利大公就是他们的爱情结晶。大公王宫据说是卢森堡最经典的建筑，是一座带有高塔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可惜没有对外开放。我们在卢森堡王家花园逛了一圈，只见阳光和煦，万紫千红，一片生机勃勃，令人流连忘返。

卢森堡又被称为森林之国，因为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国土为茂密的森林所覆盖，秋山明净而如妆，空气之清新，乃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环抱于青山绿水中的各种古城堡时隐时现，错落有致，一种童话式的梦幻油然而生。 卢森堡马路上没有都市通常的车水马龙，行人廖若晨星。我们的汽车在十字路口暂停片刻，四周张望，无论哪个方向，只是掠见人间仙境一般。如果漫步于缓缓流淌的小溪边，或者徘徊于鸟语花香的古道深巷中，不禁突发奇想，莫非这就是人们苦苦寻觅的世外桃源。同是金融之国，论环境的幽静闲雅，论市民的热情好客，和瑞士国相比无疑更胜一筹。

说起卢森堡不计其数的古堡，实际上是弱小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遗迹。卢森堡处于兵家必争之地，四面强敌虎视眈眈，唯有深挖洞广积粮才可能躲过浩劫。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一流的防御工事，据说每个城堡下面修建有密密麻麻的地下迷宫，和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游击队相比，同样善于打地道战的卢森堡人毫无逊色。

卢森堡的国际地位可谓显赫，许多国际和欧盟机构，如欧洲法院，欧洲投资银行、欧洲金融基金会在此落户，同时还容纳成百上千家国际大银行和大企业，成为世界上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首都卢森堡市是全球排行第八的金融投资市场，也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之基金管理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卢森堡的阿塞洛尔•米塔尔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公司，我们的汽车在其总部大楼前减速慢行，史密斯告诉我，这个卢森堡第一大企业，在六十多个国家设有分部，海外员工达三十多万人，然而卢森堡的人口统统加起来仅有五十万！小国家大浪漫，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却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巨无霸跨国企业，简直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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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萍踪传书（作者：李敏）（原创）





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二十多年期间，在周边强权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淫威之下，波兰先后三次被瓜分以至于从欧洲地图上被彻底抹掉，亡国长达一个多世纪。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机械化部队对波兰发动闪电战，波兰骑兵挥舞冷兵器时代的军刀，向敌人火力强大的坦克集团军冲锋，以血肉之躯杀向钢铁巨兽，惊天地泣鬼神，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绝唱，从中可以验证历史学家的共识：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造就了波兰人倔强悲壮的民族性格。

多灾多难的命运并没有使其成为浑浑噩噩的民族，波兰出了不少世界顶级的伟人，如奠定现代天文学基石，日心说创立者的哥白尼；先后两次获诺贝尔奖，为人类揭示原子世界的居里夫人；以及西方古典音乐大师，欧洲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钢琴家肖邦。人们不禁做如此想，一个民族可以被打断脊梁，可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是绝不能够自甘堕落，没有了思想和灵魂。

波兰首都华沙建于公元十三世纪。维斯瓦河由南向北纵贯市区。在波兰语中华沙是个美丽的名字，正确的发音为“华尔沙娃”，源于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是说当年有一对名叫华尔西和沙娃的情侣，克服千难万苦，历经艰辛，乘坐方舟顺流而下，来到此地建立家园，成了波兰人的祖先亚当夏娃。据说感动了河水中的美人鱼神仙，上岸作了他们的见证人和庇护者。这个动听的传说，是在飞往华沙航班的公务舱上，听由一位标致的波兰空姐娓娓道来。

坐在空中客车的舷窗边，可以窥视湛蓝的天幕和羊毛般卷曲的云絮，飞机的副翼和水平尾翼同步摇动，感觉到机身正在平稳降低高度，大家意识到不久要飞抵波兰首都华沙的上空。现在可以看清楚地面，首先摄入眼帘的是秋色连波的维斯瓦河，与碧云天交相辉映。绿化了的华沙城赫然出现在两岸，重建的古风格建筑出没其中，可以辨认出大桥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就像络绎不绝的蚁群，好一派的生平气象。

要知道，当年的华沙城被德国空军夷为平地，维斯瓦河上的桥梁均被付之一炬，所有建筑民居化为乌有，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鬼域，断碣残碑，满目苍夷的瓦砾堆中到处是没有引爆的炸弹。闾井荒凉渺无人烟，败宇颓垣断桥枯树，尸骸无主，乌鹊与蝼蚁相争；鸡犬无依，鹰隼与豺狼共饱。据说当时欧洲战区的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认为，恐怕华沙的重建需要一个世纪也未可知。古人说的一点没错：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二战结束以后，华尔西和沙娃的子孙重建家园，其速度之迅捷为世界之最，被世人誉为闻名天下的“华沙速度”。 战争前夕预见在劫难逃的建筑师们，对华沙街区和各地建筑物进行测绘，并且将资料藏匿在洞穴之中。 战后老大哥苏联认为应该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新面貌的华沙，但是倔强的波兰人坚持要把过去的文化遗产重新恢复过来，多达三十万的海外波兰侨民，一夜之间返回故国参加重建。

于是一座崭新的华沙城平地而起，再现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神话，不但恢复了千年古都的原貌，并且大大扩建了市区面积，将近千座古代建筑重现在人们面前。从不接受赝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破例，将重建的华沙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冷战期间虽有意识形态之争，但是东西欧诸国都继承了共同祖先的遗产，即文化和历史最精华的部分，什么都能丢，但是老祖宗不能丢，这无疑是欧洲民族的聪明睿智之处。在现代急功近利的经济大潮中，一些新兴国家不知爱惜祖宗留下来的人文建筑，弃如敝履，波兰人却要在战火的灰烬中找回民族的灵魂，想到这里不禁唏嘘不已。

由于有远见的波兰政府誓言将华沙建成现代化的绿色环保之都，南北走向的维斯瓦河两岸苍翠满目，华沙成了世界上绿化率最高的都市之一。大小公园有六十多个，草坪，果园，林荫道和绿色小区覆盖全市，星罗棋布，夏日的华沙城生机勃勃，绿肥红瘦。当地居民人均绿地面积约八十平米，在世界各大城市之中，无出其右者。由于华沙首创将农家乐和都市绿化融为一体，周末居民可以在市区中星罗棋布的菜园当业余农夫，过一把田园生活的瘾。
　
临出发前在布鲁塞尔的办公室，顶头上司和我有过一次谈话，免了开场锣的西奥对我说，他认为从旧有的经济体制而言，冷战期间的东欧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有着相似之处，和土生土长的西欧同事相比，我更具备在变革中的东欧开展工作的优势，西奥让我独立地放开手脚去干，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来到华沙以后，我们团队分成三个小组，各有各的任务，我和史密斯为一组。几十年被铁幕所隔离，东欧第一外语为俄语，一般人很少懂英语，波兰东道主给我们组配备了专职的翻译兼秘书，这就是新锐之才的波兰小伙子西格蒙。

西格蒙瘦高个，曲卷发高鼻梁大眼睛，刮了络腮胡子后发青的下巴，典型的白肤美男子。除了母语以外，能操英语，德语和中文的西格蒙后来告诉我，当得知我是个中国人，他自己要求到我们组当差，为的是能和我套近乎，加强学习中国语言。在他的请求下，非正式场合中西格蒙和我说中文，以训练自己的中文能力。迫于生活的竞争压力，即便同文同种，和通常一板一眼的西欧人相比，经历过社会主义熏陶的东欧人要显得精明许多。

当年因为成绩斐然，西格蒙作为公家交换生被派往北京学习，近年又曾游学香港台湾， 可以说是波兰年轻一代的中国通。他的志向是有朝一日赴大中华区淘金。具有犹太血统的西格蒙对我说，他崇拜十九世纪末在上海叱诧风云的英籍大亨哈同，西格蒙立志今生今世，要当一回新世纪传奇的远东冒险家。后来笔者回到国内工作之际巧遇西格蒙，发现他正在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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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有个女友，是个家境优裕的西方姑娘，却深谙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位同样会说中文的英国女博士，是他当年在中国留学期间的同学，后来双双堕入爱河成了恋人。虽然只是同居，两人已经有了爱情结晶。每次到他们家作客，丽莎一边哄吃奶的小子，一边和我大聊诸子百家，虽说只是女流之辈，和稍鹜于功利机巧，一心想出人头地的男友西格蒙相比，身为学者的丽莎心态平和，颇具大家风范。在华沙逗留期间，工作之余西格蒙伉俪带我们到处游玩。

波兰东面与俄罗斯和立陶宛比邻，西面与德国为壤，南部紧挨着捷克和斯洛伐克，北面濒临浩瀚的波罗的海。十九世纪中叶波兰的资本主义开始全面取代封建主义，十九世纪下半叶彻底完成了工业革命，在西欧算不上先行者，但是还是早于世界上其他国家。

在波兰将近四千万人口之中，本民族占人口绝大多数达百分之九十八，和移民比例居高不下的西欧各国不同，鉴于斯大林时代的封闭体制和经济状态，在东欧外国移民几乎绝迹。据说当时有若干东欧政治家提出，大量吸引西方的百姓归顺过来，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但是不知怎么搞的，最后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一度成为贻笑大方的黑色幽默。

今日的华沙市完全复原了老城和新城的格局。维斯瓦河西岸是旧城区，集历史人文建筑之大成，大多数的名胜古迹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沿着南北走向的Nowy街散步，便可到达著名的华沙老城的中心广场。古代这里就是农贸市场，如今四周都是招徕旅人的咖啡厅，酒楼和旅游纪念品商店。华沙的历史文化以维斯图拉河岸为依托，围绕着城市中心广场发展起来。这里可见不少装饰有壁画，拱顶和游廊的房屋，其建筑风格不外乎是哥特式，巴洛克以及文艺复兴式。

当年“华尔沙娃”庇护神的美人鱼小铜像，躲在在城堡广场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跑到跟前一看，手持刀剑和盾牌就是个波兰巾帼豪杰的形象。铜像下是一汪清泉，双手掬水挥洒在脸颊上，有着夏日冰镇的惬意。当年多亏美人鱼的守护，闻风丧胆的维斯瓦河水怪偃旗息鼓，从此不再兴风作浪。在二战的时候，华沙人挖地三尺，将铜像拆卸深藏，战后美人鱼才得以完璧归赵，重见天日。

Nowy街是华沙的香榭丽舍大街，不过规模没有法国的那般大。从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就可以看出当年列强入侵和统治的痕迹。因为大量的绿化植被，城市街道一尘不染，整洁程度在东欧地区属于上乘，与西欧城市不相上下。沿街往南步行二十分钟，便到达肖邦公园，园内能够看到被誉为波兰之魂肖邦的巨大雕塑，舒曼曾称他的音乐像“藏在花丛中的一尊大炮”。

由于害怕其精神感召力，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肖邦音乐和军火一样作为严禁之列。长满奇花异草的公园居然也有孔雀和鸽子出没，令人想起维也纳的约翰. 施特劳斯公园。公园有个露天舞台，整个夏季每晚都在此举行纪念肖邦的现场音乐会。肖邦公园又称瓦津基公园，原为波兰国王的夏宫和皇家花园，公园湖中岛上的水上宫殿是华沙一景。

东道主把我们带到了位于华沙古城南侧五边形的华沙城堡，城堡西侧是一个王宫广场，那里的花岗石圆柱上是当年定都华沙的君主之铸像。城堡外观十分大气，具有王者风范。王宫画廊收藏的波兰国宝级的油画，展现了这个民族悲情与凄美的历史。二战期间华沙城堡被纳粹德国工兵炸成废墟，战后几十万波兰人义务参加重建，站在复活了的华沙城堡跟前，人们不禁感慨万千，产生了对于不屈不饶的波兰民族由衷的敬意。

华沙大学对面的圣十字教堂是个不能不去的地方，教堂中埋葬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莱蒙特和钢琴家肖邦的心脏。由于波兰亡国流亡海外，肖邦至死未能返回故土。这位一代音乐巨匠去世以后，按照遗嘱人们将其心脏，移回让他魂牵梦绕的祖国，安放在圣十字教堂的第二根柱子里，以慰英年早逝的亡灵，柱子上面刻有马太福音的词句“因为你的珍宝在那里，所以你的心也在那里。”

在华沙新城区，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如今还可瞧见当年遗留下来的苏式居民楼，一排排地列成队伍，除了门牌号码之类数字以外，没有个性，色彩单调。建筑风格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看来是美学的重要含义。如今的新建筑式样多元新颖，采用了和西欧一样先进的建筑标准，材料和工艺。现代化的摩登建筑比比皆是，仿佛向世人表明铁幕时代的一去不复返。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位居华沙中心位置的文化科学宫，这座被视为波兰和苏联蜜月期的建筑，是当年斯大林馈赠的礼物，过去一度是华沙最高的建筑，如今和那些隽爽风姿的新式高楼大厦相比，不免显得陈旧矮小自惭形秽。波兰经济转型以后，人们一直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是否将这个冷战时代象征波苏特殊关系的历史见证物拆除，以此显示向西方投怀送抱的情愫。波兰人把毁于战火的所有历史文物一一复原，却坚持要把这座建筑从地图和记忆中抹掉，不依不饶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心态，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东道主说，和所有“新欧洲”的东欧国家一样，波兰十分亲美，比起“老欧洲”的西欧国家，有过之无不及。原华约成员国纷纷倒戈，一夜之间和昔日的宿敌称兄道弟。昔日的盟主苏联现在不复存在，应了中国的古话：“势存则威无不加，势亡则不保一身”。然而这样高深莫测的国际政治，不是卑微的草民所能弄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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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告诉我，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波兰华侨历史不长，最早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这里。其中不少人赶上了那时候的“东欧贸易热”，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留了下来生根开花。由于大多是做国际贸易出身，和西欧干传统餐馆业的华侨不同，波兰中国侨民之中不少拥有高学历和外语基础，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游离于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和来自西欧的资本和跨国公司相比，异军突起的华商所做的生意，还只是局限于低端产品。
与早期慷慨的西欧诸国不同，后起之秀的东欧各国政府要精明许多。对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公民，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签证控制，如果说富裕的西欧需要输入外国劳工，那么相对贫穷的东欧只需要输入外国资本。到此地开公司当老板的欢迎，打工谋生连门儿都没有，况且也没有工作可找。所以在波兰的中国移民大多持商务签证，其中也有一些非法移民，暂且逗留此地，作为跳板，打算伺机进入西欧国家。

西格蒙是少有的当地中国通，初来乍到的中国商人，两眼一抹黑，即便是条强龙，也需找个地头蛇指条明道，全得仰仗他帮着通关系走路子，因此西格蒙成了华沙华人圈子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当他带领我们来到市郊WOLKA KOSOWSKA的华沙中国城，发现这里的华商个个笑脸相迎，几乎没有不认识这位洋买办的。

铝合金玻璃幕墙结构的主体大楼竣工于九十年代，另有多栋集批发仓储，酒店，银行于一体的商业大楼，华沙中国城就像中国义乌商品市场在欧洲的翻版。这里进场的多国商家逾千家，据说出租率为百分之一百。华沙中国商城号称中东欧中国商品最大的集散地，也是欧洲地区中国商品批发中心的翘楚。

我们这次到波兰的任务，实地考察当地“靓女待嫁”的国有企业，同时和有关政府机构进行接触。九十年代波兰制定《私有化法》，成立了专门负责经济转制的“国库部”，对最具活力的行业和企业进行私有化，也就是把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在征得职工同意的基础上，或者拍卖，或者转让，进入私有化的程序。东欧剧变之后，将经济能量聚集在私营成分之中是波兰基本国策。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来自西欧的资金和技术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资流入成为促进东欧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欧洲波兰属于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经济转型以来，不少跨国公司都在波兰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基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经济开发特区，无独有偶，东欧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九十年代波兰通过法案并开始创办经济特区，旨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罗兹经济特区是波兰十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一个，有点象中国的深圳特区。类似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政策，波兰的经济特区也有减免外企所得税的优惠，吸引了不少来自欧美跨国企业的投资，其中包括西门子，ABB和飞利浦等国际性大公司。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波兰工业发展局的官员陪同，我们驱车到波兰第二大城市和罗兹省会视察。

波兰高速公路年久失修，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鱼贯而驰的车队在颠簸中行进。窗外是一片波兰中部迷人的田园风光，排列成行的果林早已是硕果累累，路边树木黄叶飘零，村落农舍时隐时现，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句：“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同车的西格蒙耐心地回答问题，以满足客人们的好奇心。

西格蒙告诉我们，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采用计划经济制度，故而积弊甚多，如果不适时变法，只怕要成积薪厝火之势。现在它们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之目的，无非是希望扩展贸易和引进资本，同时通过外部的竞争压力，倒过来逼迫本土企业升级换代，缩短和西欧国家的巨大差距。和西欧国家相比，紧赶慢赶的波兰人均GDP只相当于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西格蒙用中文对我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关系，用中国的俗话就是‘傍大款’。”我说，这样比喻有点不够厚道，不如用“传帮带”更为妥切。

不过以“达标”加入欧盟并不容易，无法蒙混过关，单单对于环保这一项标准，就非常的苛刻，要花费大量的财力，虽然欧盟会有所援助，大部分费用仍要中东欧国家自掏腰包。不过正因为如此，一开始就重视环保和绿色能源的建设，避免了新兴国家的通病：因急功近利而破坏生态环境和透支自然资源。欧洲政治家深谋远虑的睿智可见一斑。西格蒙又用中文对我说：“‘达标’无非是要达到一种效果，东西欧最终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用中国的老话即是‘近朱者赤’。”看来他的中文是越来越进步了。

到了罗兹经济特区，我们先到当地最大的物流企业，开展第一轮合作意向的工作会议。在转轨的东欧国家中，波兰作为“民主私有化”，“工会领导之下转制”的典型，在西欧的我们早有耳闻。在波兰公共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度高，必须兼顾工会和社会保障责任，这种浓郁的经济民主意识似曾相识，实际上是从西欧拷贝过来的。

由于强大工会势力的存在，波兰的产权改革不能不充分顾及企业员工利益，匈牙利式的“向外资大拍卖”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工会使投资者闻风丧胆”是波兰转型期的一道风景线，企业工会象征着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它的强势往往使外资望而却步。所以我们在波兰的使命，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注定道路是曲折的。

波兰有开“圆桌会议”的传统，八十年代末波兰政府和各界名流，坐到谈判桌旁共商国家大事，最后达成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共识。这种与会者平等对话的协商形式，据说源于中世纪初的故事，当年英国国王亚瑟和骑士们坐在圆桌周围，君主骑士之间不论座次，不分尊卑共商国事。现在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面对众多工会干部，职工代表，企业领导成员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亲历其境的人们可是真正领教了“圆桌会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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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期慷慨的西欧诸国不同，后起之秀的东欧各国政府要精明许多。对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公民，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签证控制，如果说富裕的西欧需要输入外国劳工，那么相对贫穷的东欧只需要输入外国资本。到此地开公司当老板的欢迎，打工谋生连门儿都没有，况且也没有工作可找。所以在波兰的中国移民大多持商务签证，其中也有一些非法移民，暂且逗留此地，作为跳板，打算伺机进入西欧国家。

西格蒙是少有的当地中国通，初来乍到的中国商人，两眼一抹黑，即便是条强龙，也需找个地头蛇指条明道，全得仰仗他帮着通关系走路子，因此西格蒙成了华沙华人圈子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当他带领我们来到市郊WOLKA KOSOWSKA的华沙中国城，发现这里的华商个个笑脸相迎，几乎没有不认识这位洋买办的。

铝合金玻璃幕墙结构的主体大楼竣工于九十年代，另有多栋集批发仓储，酒店，银行于一体的商业大楼，华沙中国城就像中国义乌商品市场在欧洲的翻版。这里进场的多国商家逾千家，据说出租率为百分之一百。华沙中国商城号称中东欧中国商品最大的集散地，也是欧洲地区中国商品批发中心的翘楚。

我们这次到波兰的任务，实地考察当地“靓女待嫁”的国有企业，同时和有关政府机构进行接触。九十年代波兰制定《私有化法》，成立了专门负责经济转制的“国库部”，对最具活力的行业和企业进行私有化，也就是把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在征得职工同意的基础上，或者拍卖，或者转让，进入私有化的程序。东欧剧变之后，将经济能量聚集在私营成分之中是波兰基本国策。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来自西欧的资金和技术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资流入成为促进东欧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欧洲波兰属于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经济转型以来，不少跨国公司都在波兰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基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经济开发特区，无独有偶，东欧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九十年代波兰通过法案并开始创办经济特区，旨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罗兹经济特区是波兰十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一个，有点象中国的深圳特区。类似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政策，波兰的经济特区也有减免外企所得税的优惠，吸引了不少来自欧美跨国企业的投资，其中包括西门子，ABB和飞利浦等国际性大公司。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波兰工业发展局的官员陪同，我们驱车到波兰第二大城市和罗兹省会视察。

波兰高速公路年久失修，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鱼贯而驰的车队在颠簸中行进。窗外是一片波兰中部迷人的田园风光，排列成行的果林早已是硕果累累，路边树木黄叶飘零，村落农舍时隐时现，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句：“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同车的西格蒙耐心地回答问题，以满足客人们的好奇心。

西格蒙告诉我们，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采用计划经济制度，故而积弊甚多，如果不适时变法，只怕要成积薪厝火之势。现在它们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之目的，无非是希望扩展贸易和引进资本，同时通过外部的竞争压力，倒过来逼迫本土企业升级换代，缩短和西欧国家的巨大差距。和西欧国家相比，紧赶慢赶的波兰人均GDP只相当于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西格蒙用中文对我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关系，用中国的俗话就是‘傍大款’。”我说，这样比喻有点不够厚道，不如用“传帮带”更为妥切。

不过以“达标”加入欧盟并不容易，无法蒙混过关，单单对于环保这一项标准，就非常的苛刻，要花费大量的财力，虽然欧盟会有所援助，大部分费用仍要中东欧国家自掏腰包。不过正因为如此，一开始就重视环保和绿色能源的建设，避免了新兴国家的通病：因急功近利而破坏生态环境和透支自然资源。欧洲政治家深谋远虑的睿智可见一斑。西格蒙又用中文对我说：“‘达标’无非是要达到一种效果，东西欧最终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用中国的老话即是‘近朱者赤’。”看来他的中文是越来越进步了。

到了罗兹经济特区，我们先到当地最大的物流企业，开展第一轮合作意向的工作会议。在转轨的东欧国家中，波兰作为“民主私有化”，“工会领导之下转制”的典型，在西欧的我们早有耳闻。在波兰公共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度高，必须兼顾工会和社会保障责任，这种浓郁的经济民主意识似曾相识，实际上是从西欧拷贝过来的。

由于强大工会势力的存在，波兰的产权改革不能不充分顾及企业员工利益，匈牙利式的“向外资大拍卖”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工会使投资者闻风丧胆”是波兰转型期的一道风景线，企业工会象征着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它的强势往往使外资望而却步。所以我们在波兰的使命，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注定道路是曲折的。

波兰有开“圆桌会议”的传统，八十年代末波兰政府和各界名流，坐到谈判桌旁共商国家大事，最后达成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共识。这种与会者平等对话的协商形式，据说源于中世纪初的故事，当年英国国王亚瑟和骑士们坐在圆桌周围，君主骑士之间不论座次，不分尊卑共商国事。现在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面对众多工会干部，职工代表，企业领导成员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亲历其境的人们可是真正领教了“圆桌会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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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告诉我，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波兰华侨历史不长，最早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这里。其中不少人赶上了那时候的“东欧贸易热”，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留了下来生根开花。由于大多是做国际贸易出身，和西欧干传统餐馆业的华侨不同，波兰中国侨民之中不少拥有高学历和外语基础，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游离于当地的主流社会之外。和来自西欧的资本和跨国公司相比，异军突起的华商所做的生意，还只是局限于低端产品。
与早期慷慨的西欧诸国不同，后起之秀的东欧各国政府要精明许多。对来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的公民，一开始就实行严格的签证控制，如果说富裕的西欧需要输入外国劳工，那么相对贫穷的东欧只需要输入外国资本。到此地开公司当老板的欢迎，打工谋生连门儿都没有，况且也没有工作可找。所以在波兰的中国移民大多持商务签证，其中也有一些非法移民，暂且逗留此地，作为跳板，打算伺机进入西欧国家。

西格蒙是少有的当地中国通，初来乍到的中国商人，两眼一抹黑，即便是条强龙，也需找个地头蛇指条明道，全得仰仗他帮着通关系走路子，因此西格蒙成了华沙华人圈子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当他带领我们来到市郊WOLKA KOSOWSKA的华沙中国城，发现这里的华商个个笑脸相迎，几乎没有不认识这位洋买办的。

铝合金玻璃幕墙结构的主体大楼竣工于九十年代，另有多栋集批发仓储，酒店，银行于一体的商业大楼，华沙中国城就像中国义乌商品市场在欧洲的翻版。这里进场的多国商家逾千家，据说出租率为百分之一百。华沙中国商城号称中东欧中国商品最大的集散地，也是欧洲地区中国商品批发中心的翘楚。

我们这次到波兰的任务，实地考察当地“靓女待嫁”的国有企业，同时和有关政府机构进行接触。九十年代波兰制定《私有化法》，成立了专门负责经济转制的“国库部”，对最具活力的行业和企业进行私有化，也就是把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在征得职工同意的基础上，或者拍卖，或者转让，进入私有化的程序。东欧剧变之后，将经济能量聚集在私营成分之中是波兰基本国策。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来自西欧的资金和技术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外资流入成为促进东欧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欧洲波兰属于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经济转型以来，不少跨国公司都在波兰建立了现代化生产基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经济开发特区，无独有偶，东欧国家也有这样的现象。九十年代波兰通过法案并开始创办经济特区，旨在增加就业调整产业结构，特区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罗兹经济特区是波兰十四个经济特区中的一个，有点象中国的深圳特区。类似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免三减半政策，波兰的经济特区也有减免外企所得税的优惠，吸引了不少来自欧美跨国企业的投资，其中包括西门子，ABB和飞利浦等国际性大公司。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由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和波兰工业发展局的官员陪同，我们驱车到波兰第二大城市和罗兹省会视察。

波兰高速公路年久失修，在起伏不平的路面上，鱼贯而驰的车队在颠簸中行进。窗外是一片波兰中部迷人的田园风光，排列成行的果林早已是硕果累累，路边树木黄叶飘零，村落农舍时隐时现，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句：“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同车的西格蒙耐心地回答问题，以满足客人们的好奇心。

西格蒙告诉我们，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采用计划经济制度，故而积弊甚多，如果不适时变法，只怕要成积薪厝火之势。现在它们积极地向欧盟靠拢之目的，无非是希望扩展贸易和引进资本，同时通过外部的竞争压力，倒过来逼迫本土企业升级换代，缩短和西欧国家的巨大差距。和西欧国家相比，紧赶慢赶的波兰人均GDP只相当于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西格蒙用中文对我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关系，用中国的俗话就是‘傍大款’。”我说，这样比喻有点不够厚道，不如用“传帮带”更为妥切。

不过以“达标”加入欧盟并不容易，无法蒙混过关，单单对于环保这一项标准，就非常的苛刻，要花费大量的财力，虽然欧盟会有所援助，大部分费用仍要中东欧国家自掏腰包。不过正因为如此，一开始就重视环保和绿色能源的建设，避免了新兴国家的通病：因急功近利而破坏生态环境和透支自然资源。欧洲政治家深谋远虑的睿智可见一斑。西格蒙又用中文对我说：“‘达标’无非是要达到一种效果，东西欧最终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用中国的老话即是‘近朱者赤’。”看来他的中文是越来越进步了。

到了罗兹经济特区，我们先到当地最大的物流企业，开展第一轮合作意向的工作会议。在转轨的东欧国家中，波兰作为“民主私有化”，“工会领导之下转制”的典型，在西欧的我们早有耳闻。在波兰公共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公众参与度高，必须兼顾工会和社会保障责任，这种浓郁的经济民主意识似曾相识，实际上是从西欧拷贝过来的。

由于强大工会势力的存在，波兰的产权改革不能不充分顾及企业员工利益，匈牙利式的“向外资大拍卖”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工会使投资者闻风丧胆”是波兰转型期的一道风景线，企业工会象征着波兰人的民族主义，它的强势往往使外资望而却步。所以我们在波兰的使命，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注定道路是曲折的。

波兰有开“圆桌会议”的传统，八十年代末波兰政府和各界名流，坐到谈判桌旁共商国家大事，最后达成了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共识。这种与会者平等对话的协商形式，据说源于中世纪初的故事，当年英国国王亚瑟和骑士们坐在圆桌周围，君主骑士之间不论座次，不分尊卑共商国事。现在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面对众多工会干部，职工代表，企业领导成员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官员，亲历其境的人们可是真正领教了“圆桌会议”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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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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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筋疲力尽的我们回到下榻的酒店，西奥还要召集大家商议对策。近年来私人部门踊跃投资，内需消费的强劲攀升，使波兰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按照我们事先的市场分析，这类经营与物流相关的运输，仓储和配送的企业，在经济起飞的波兰有广阔的发展天地。因为技术，资金和客户资源的优势，来自西欧的资本远比内资更受波兰人欢迎，西奥认为虽然拉锯战式的谈判令人生厌，工会的漫天要价无疑增加投资成本，但是正因为经历了较充分的讨价还价和广泛参与，具有产权配置公信力，一旦达成协议措施投资可以迅速到位，在工会，员工和政府的配合下，能够在市场条件下得以履行和顺利运营。

老谋深算的西奥告诉我们，位于波兰中部的罗兹四通八达，适合建立全国的物流中心，按照波兰政府的计划，两条主干高速公路将分别贯穿国境的东西和南北，并在罗兹交汇形成枢纽，届时对设立在这里的物流企业是一大利多。听了他的分析，我们这些入世不深初出茅庐的下属，佩服的五体投地。这种马拉松式的会议一连好几天，既冗长又枯燥。好在善解人意的东道主，会议期间安排我们在罗兹市观光，以便活络筋骨，活跃气氛，宾主之间也可联络感情。

罗兹在十四世纪才有历史记载，十六世纪罗兹也只是几百人的村庄，十九世纪才由一个小市镇渐渐发展成为近代工业中心。来自欧洲各地的匠人和商家涌入这个有“天堂”美誉的城市，罗兹成为当时欧洲纺织制造的中心之一，确立了波兰王国第二大城市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罗兹已经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工业城市。二战期间华沙成为焦土一片，战后无处办公的波兰政府移驾这里，罗兹曾一度成为了波兰的陪都。

说实在的，罗兹没有千秋永立的高山流水，没有巧夺天工的大象大音之境，然而枚不胜举的园林成了人们亲近自然的去处，其中的一个是号称欧洲最大的城市公园，我们来到园中，眼前一亮，只见一湖，湖畔岸边清风徐来，草木开始凋谢零落，可谓“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波兰司机将汽车停在路边，西格蒙带我们到市中心商业街闲逛。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购物大街，两旁是风格各异的近代建筑，捷足先登的西欧大型超级市场比比皆是。大街两侧是数公里长的林荫带，不知名的树木开花结果，不禁想起苏轼的诗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这里有据说是波兰最有名的罗兹美术馆，陈列了许多波兰当代画家的杰作，以现代艺术作品的现状而言，紧跟前卫的西欧，后起之秀的东欧显得亦步亦趋。

在市中心的一家饭店，东道主事先订下了酒席款待我们。这个餐厅集豪华，高科技和出色的室内设计之大成，系由法国人控股的合资企业，是巴黎式饭店在华沙的拷贝，不由想起一个有趣的现象：历史上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化方面，法国对波兰的影响远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近代史的波兰就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

和所有西餐一样，先得上汤。客人们是头一次喝到了波兰特色的大麦鸡蛋汤，接下来是十来道菜肴，有冷餐肉拼盘，鳕鱼排，高丽菜卷，炸猪排，白菜炖肉，土豆饼，波兰酸菜等，最让人稀罕的还有波兰水饺，不过饺子馅是由肉，土豆，起司和蓝莓制作而成。和所有斯拉夫民族相同，波兰人很能喝酒，东道主特地准备了上等的伏特加。甜点完毕我们坐到休息厅的沙发上，侍者送来了餐后酒，雪茄，咖啡，和本地的树梅茶。

坐在身边的西格蒙告诉我，私有化的合法性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在波兰改革初期可谓“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上诈其下，下诈其上，上下之间滑然有离德者也，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官商弊端甚多，不少国有企业领导人欲壑难填，擅权自肥，近水楼台先得月，中饱私囊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波兰新的执政精英达成一个共识：政法因袭而不合时宜，如不施以万钧之力雷霆之势来实行变法，又如何除旧布新？

当财富从国家的手中转移到市场的过程中，其中相当一部分被两个群体瓜分，一个是在经济大潮中崛起的企业家，另一个即是掌控分配的统治精英，“上有所好下必趋之，”前者也愿意将好处分给后者，让自己在创造财富的过程没有阻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这样的掠夺性腐败都是不可接受的，不久被政府迅速遏止住。“拔起这根萝卜，自然要带出许多泥巴”，这种以牺牲既得利益阶层为代价的政策，引起不少人强烈的不满。然而波兰政治家认为，治国安邦应从大局着眼，新法有怨，难道旧法无怨？如果安于无事苟且而不顾天下苍生，以数人之怨为天下之怨，这才是真正的社稷之大不幸。波兰政府拟定了中东欧最早的 “大众私有化”计划，即老百姓以证券方式平分部分国有资产。

西格蒙喝了口果汁接下说，在东欧的巨变之中，一小部分人享受经济改革成果的同时，由大部分的普通民众承担代价，社会情绪中难免会出现抵触和怨言，以及对以往社会的追忆和思念。然而波兰并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是因为波兰政府的执政实践有工联主义的成分。经济转轨是以浓厚的平民主义色彩为背景，倾向于建立西欧式的福利国家，九十年代波兰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了退休金以及对弱势人群的补贴。史密斯走过来拍着西格蒙的肩膀，问及波兰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时，西格蒙改用英语回答道：

“和其他新兴国家相比，波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大，一则是得益于欧盟区域政策的鼎力相助，二则政府高度重视区域均衡发展，模仿欧盟地区发展委员和地区发展总司的范式，波兰中央政府设立了地方发展部，这在世界各国是较为罕见的，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即地方官员举措不力，施政无能，而身居庙堂之高者却往往看不见这些景象。波兰政府制定和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应该说是十分成功和相当有效的。区域发展政策来自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任何地区都不应被排除在发展的进程之外，这是典型的欧洲概念。使每个地区有均衡的发展机会，同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缩小地区收入差距，避免农村和落后地区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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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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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诸国几乎没有城乡和地区的差别，也从来不热衷搞人口臃肿的超级都市和样板富裕地区。务实的欧洲人心里明白，局部地区的资本积聚并非是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罢，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真正富有。一家十个儿子，一个发家致富，九个贫困潦倒，平均下来还是一个穷家，如此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什么人们就弄不明白呢？西格蒙说，他去过印度次大陆不少大都市，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声色犬马，阔绰奢华，放眼整个地区，却是一片茅室蓬户，贫寒穷困，人均GDP位于倒数之列，十分具有讽刺意义。那里吃皇粮的官员冗杂，政客们为了文饰政绩，何事不做？对比之下，改革后的波兰却有一个高效的“小政府”，“官不必具惟其才，宁缺毋滥”，应了中国一句古言：“官不在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西格蒙的言语之中虽然带有欧洲人的自诩，不过细想之下，不无几分道理。

几经反复，物流项目总算尘埃落定。合作意向敲定以后，我们一行折回华沙度了一个轻松的周末。星期日我和史密斯跟着西格蒙到首都郊外一游。华沙西郊的热拉佐瓦.沃拉是肖邦出生地，前去瞻仰这位音乐巨匠的故居，一路上也可看看波兰的农村，以此满足我这个前中国知青的好奇心。西格蒙一边开车，一边和客人聊天。窗外大片农田绵延起伏，结满红苹果的果园中可见冒着炊烟的农舍，整洁漂亮的程度不亚于西欧邻国。

东道主告诉我们，和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冷战期间波兰的土地一直保持私有制，七十年代农民就有了公费医疗和退休等社会保障。波兰的农产品价廉物美具有竞争力，近年来出口大幅增加。开放市场之前，波兰农产品价格只是欧盟的一半，进入西欧市场后自然可以卖个好价钱，波兰农民因此受益。同时欧盟慷慨的经济援助，使波兰农业迅速更新换代，农民越来越富有成了趋势。当然初见成效之际，正是深根固本之时。

二战后重建的肖邦故居是一栋白色的小屋，周围一片苍翠的树林，还有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溪，虽然时值深秋，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不过还是充满勃勃生机。肖邦这位“远离故土的孤儿”，一生用其不朽的音符和旋律为祖国的重生而疾呼，虽是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却是波兰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力量，听着肖邦的降A大调舞曲《英雄》，浩然之气油然而生。

汽车在一个教堂前停下，受过洗礼的西格蒙表示要参加祷告，我们一齐走进这座纯白色的歌德式建筑。大殿庄严肃穆，虽然柔和暗淡的光线钝化了视觉反应，但是教堂金碧辉煌的宗教壁画还是吸引了人们的视线，扑面而来的那种神秘圣洁气息，让人感觉到一种净化灵魂的力量。参加弥撒之时，人们穿戴整洁携老扶幼来到教堂。顿时间唱诗班的天籁之音四起，不论其尊卑和身份之高下，善男信女纷纷顶礼膜拜。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西方哲学思维观》中有一句名言：“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理由，”千百年来宗教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信徒而经久不衰，无疑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晶，看来不会没有道理。和周围全神贯注地祈祷的教徒一样，我们在胸前划十字，屈膝下跪。

斯拉夫人分为南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和西斯拉夫人，在欧洲历史上，前两者属东罗马帝国和东正教的拜占庭文化圈，而后者属西罗马帝国和天主教的拉丁文化圈。鉴于这样的历史文化渊源，作为西斯拉夫人的波兰人感情上更亲近西欧，与东斯拉夫的俄罗斯龃龉不断，看来绝非偶然。

在当今世界人们宗教意识趋于淡化之际，波兰的天主教盛行成了特例。这里天主教徒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人们从出生，成年，结婚，生子直至弥留死亡，都有严格规范的天主教仪式。除此以外，每逢宗教节日和周末参加弥撒，定期向神父忏悔，这一切成了大多数波兰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是一种信仰，即使原始部落也有宗教信仰。而信仰赋予短暂人生以永恒的意义，作为一种精神纽带，使人们携手共进，一同应对不幸和灾难，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人生价值的追求，也是构成幸福的一个积极因素。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信仰以至于价值体系崩溃的社会能够长此以往。

在冷战时期，除了阿尔巴尼亚取缔所有宗教场所，号称“没有教堂清真寺，以及没有神甫和阿訇”之外，其他东欧国家均承认宗教存在的社会价值，对宗教情绪的表达比较宽容。由于波兰天主教与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以及教会在公共和精神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波兰民众宗教意识浓厚，最为虔诚。1979年波兰红衣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当选罗马教皇成为约翰•保罗二世，使波兰天主教会达到历史巅峰。宗教是世界上许多民族历史记忆的载体，国家利用宗教作为教化百姓凝聚民心，古今中外有之，清朝的雍正帝和佛教的关系就是一例。

如果说西欧始终弥漫着一种厚重的历史古典文化底蕴，那么一露峥嵘的现代美国文化对东欧的浸淫是显而易见的。和西边邻国的都市不同，华沙是个欧洲的不夜城。西格蒙带我们逛了夜市，NOWY街和老城广场无疑是红男绿女最佳去处，那里的酒吧和露天茶座通宵达旦，人们在这里一边喝着酒精类饮料，一边欣赏优美动人充满情感的爵士乐，乐不思蜀，流连忘返。

我问了西格蒙一个私人问题，既然波兰的发展趋势很是乐观，在自己土生土长的祖国大有用武之地，他却为何要弃之而去，对万里之遥的远东情有独钟呢？西格蒙笑道：“波兰的改革是至上而下，猛药既下，难免剧痛，一旦痊愈即是重获新生，从此一路坦途，纵马疾驰。作为一个热爱社稷的子民，我由衷庆幸波兰的国运昌盛。由于波兰社会迅速西方化，随着各项通过反复酝酿的政策陆续到位，转型期那种特殊的机会稍纵即逝。中国有句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作为一个投机的淘金者，在各方面日益健全的有序社会之中，已经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以有所作为了。”

西格蒙的言下之意，自己的国家就让它好好发展，他是想找一个能够发横财的去处，也好浑水摸鱼。把新兴国家看成冒险家乐园的欧美人士，大多具有这样的心理。就其野心而言，他们和自己的祖辈没有什么不同，近代史中在昏聩君主们治下的远东地区，当年的欧洲冒险家可是大有斩获，尝到了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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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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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因为对方放弃意识形态争端，甚至于改变社会制度，西方就会不计前嫌而放俄罗斯一马，这就是极其现实的地缘政治。老爸是北约官员的史密斯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认为，历来有三种不同的国家，第一种是打劫全世界，如日不落的英帝国；第二种是为区域一霸，如沙俄和德国；第三种没有前两者的能耐，就只能窝里斗掠夺自己的百姓，如非洲的饥馑之国。当年两大阵营的相互叫阵，实际是类似动物世界中的领地之争。

史密斯继续打他独特的比喻。冷战期间北约和华约势均力敌，就像打群架的团伙，双方虚张声势，力求气势上压倒对方，都在打“以不战屈人之兵”的如意算盘，是因为人们吸取了历次大战两败俱伤的前车之鉴，以及对未来核战争的恐惧。冷战最终得以和平方法落幕，应该归功于人们的理性和克制。看来当年两大阵营的精英都明白一个道理：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前苏联因为自己内部的问题，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其强易弱，最后突然的坍塌也就可以理解了。冷战戏剧性地结束以后，独霸天下的北约踌躇满志。“打遍天下无敌手”难免寂寞，没有对手也要制造一个出来。狗多也能咬死人，更何况驱虎豹以逐羊群，以“狮群战术”共同围剿形单影只的弱者，笃定稳操胜券，何乐不为。

冷战结束以后，元气已尽的华约和苏联东欧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北约和欧盟迅速填补空间，分别作为军事和经济组织，就像一辆马车的两个轱辘，缺一不可。通过扩盟，经济援助和文化影响等一系列手段，来扩大地盘和势力范围。古人言：“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看来无师自通的老外确是深谙其道。而昔日的苏联帝国，想当年就像一头巨鲸，“网不能止，钩不能牵，”如今树倒猢狲散，顷刻之间“荡而失水，则蝼蚁制焉。”
注重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文化渗透的同时，西方国家有时也是要真刀真枪，不光凭吐沫星子。两千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覆灭，就是北约一手制造的杰作，先以利比亚国内政局动荡，卡扎菲镇压反对派为由，西方在联合国通过禁飞区的决议，又获得阿盟和非盟的首肯，从此“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
说是卡扎菲虐杀自己的子民，北约的众多万乘之国，出动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力量，挟雷霆之势，帮助利比亚反政府组织讨伐该国。不识时务的卡扎菲令手下乌合之众抵抗强敌，无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统治利比亚数十年之久的卡扎菲政府最后被推翻，利比亚老百姓以为其拯己于水火之中，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利比亚这个富裕的北非产油国，从此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西方可谓“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其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北约的老外将领们，究竟是何时得到了中国古代兵法的真传？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我问史密斯一个私人问题，既然天资聪慧的他有如此高明的见地，何不继承父辈衣钵从政，或者成为一个操生杀大权的将军，勾青史标名而留芳万古，却自甘与商贾庸俗之流为伍？ 史密斯听了仰天大笑。他沉默了一会，喝了一口空姐送来的威士忌说：“据权威科学家分析，地球上可供消耗的资源，五百年后消殆一尽，人们非但不去拯救自然从而拯救自己，反而互相争斗，同类相残，长此以往人类哪有希望可言。做一个普通人虽然默默无闻，但是活的自在潇洒，良心不会受到谴责。”

人类以几何级数增加人口，只是以算术级数增加生存资料，多出来的人口总要以残酷的方式被消灭，所以人类社会历来存在的贫穷，罪恶，疾病瘟疫以至于相互之间的战争杀戮，无可避免，如噩梦般挥之不去，这一切仿佛印证了马尔萨斯理论。作为智慧生物的人类，凭借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应该可以繁衍生息，传宗接代，只要以道德自我规范，抑制贪婪，携手共同保护生态自然。

如果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生物圈，互相残杀，崇尚暴力，最终要么自我毁灭，要么衰败退化到以前的原始状态，以这样悲惨的结果证明一个“星系选择”法则：“具有破坏性和侵略性的智慧生命将不适合生存”。无论是一个种族还是人类，若要长久立于天地之间，唯一的出路是成为天使，而不是变为魔鬼。

中午时分飞机在维尔纽斯国际机场降落，乘客们鱼贯地走下舷梯，环顾四周，停机坪上的民航机大多属于立陶宛和波罗的海航空公司，除了几架加盟共和国时代老旧的苏制图-134以外，大多更新为美国的波音飞机，表明前苏联影响式微而西风日渐。我们跟随人流来到了机场航站楼，这是一座建于五十年代的大楼，建筑外面有工农兵的塑像，内部墙顶以花朵星星为点缀，典型的苏维埃建筑风格，作为冷战年代遗留下来的见证，不免带有几分凄凉。当年大一统的苏联已经土崩瓦解，如今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立陶宛边检警官是一名美貌的年轻女子，无论其工作效率和举止投足，都已十分的西方化。她看了我们的旅行证件，扬起撩人的眉毛笑道，“欢迎来到维尔纽斯，先生们，请跟我来，”虽然来者并非外交官员，显然得到通知的她，还是带我们穿过免检的特别通道，得此礼遇是因为欧盟驻立陶宛外交公署派员接机的缘故。

汤姆森博士是欧盟驻当地商务处官员，穿着随意不修边幅，戴着一副学究式的眼镜，如同说是外交官，不如说更像个学者。他是比利时人，说起来和爱丽娜还是相识的同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除了汤姆森博士以外，还有一位立陶宛商会代表古泽夫人，丰腴莹洁，风韵犹存。跟着东道主，我们上了一台造型前卫的萨博轿车，沿着公路向维尔纽斯市区飞驰而去。路边时不时显现形态各异的古堡，外墙上爬满经络般的藤蔓，以浅黄的秋木为背景，寒色中透出几分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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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于十三世纪才有了国家的雏形，后来其国王当了波兰公主的夫婿，一场政治联姻成就了宏伟基业，和波兰合并成立了波立王国，曾经称雄波罗的海，势力范围一度扩张至黑海。由于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立陶宛的国教为罗马天主教，与波兰一脉相承。

总体而言，历史上的立陶宛是个弱小民族，边患迭起，四面强邻虎视眈眈。作为蕞尔小国，一切置门外之是非，但求自容于天地间。但是在弱肉强食的人类社会，弱者要独善其身，无疑是一种奢望。立陶宛就像被虏掠的奴婢，没完没了遭受蹂躏，相继有条顿舰骑士团，瑞典，德国，俄国，连当年的拿破仑也一度霸占过它。

距离波罗的海约二百公里的维尔纽斯，位于葱翠的山谷之间，一条大河逶迤其中，将维尔纽斯分为南北两个城区。建国以后长达五个世纪，维尔纽斯一直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府。中世纪的立陶宛到了鼎盛时期，如同中国唐代的长安，维尔纽斯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有识之士，这里建立了东欧最早的高等学府，多少世纪以来，维尔纽斯大学成为东欧精英荟萃之地。

不见职业外交官那种花拳绣腿的通病，汤姆森博士有着学者般严谨和认真劲，向来客细细地介绍立陶宛的经济概况和发展前景，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他告诉客人，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以后，国民经济中私有化成分所占比例日益扩大。立陶宛已基本完成经济转轨，金融税收改革不断深入，非国有企业产值占GDP的三分之二， GDP增幅高达百分之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表明，由于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三国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如果和独联体国家相比，各项重要经济指标处于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后的东欧诸国，迅速渡过了经济衰退期，从此进入高速挺进的轨道，与二战后西欧奇迹般经济起飞相比，其发展势头有过之无不及。毕竟是一板一眼的欧洲民族，只是实打实地埋头赶路，风格低调，“闷声大发财”，没有雷声大雨点小的浮夸，也没有“腰挂数文钱必振衣作响”的烧包，更没有唯恐天下不知的暴发户心态，从不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高调张扬的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不同，东欧就像一个高效而不见浮躁的蜜蜂社会。波罗的海三国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浅吟低唱宁可默默无闻。和歌舞升平喧嚣尘上的外部世界比较，此地更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从这个意义而言，尽管几十年冷战时期的铁幕相隔，说到底东欧和西欧还是同文同种，如薪传火，一脉相承无他道也。
汤姆森博士接着说，高达百亿欧元的欧盟各类援助资金，将专款专用于立陶宛各个经济领域，其中包括提高劳动者工作技能，发展科研创新和信息技术，重点支持各项高科技研发以及产业。俗话说的好，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告别旧主的波罗的海小国，如今攀高枝择良木而栖，无非是奔小康富裕而来，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底气十足的萨博轿车跑得风驰电掣，却又不失之四平八稳。这里的高速公路已更新为欧盟标准，成为欧洲E67公路的一部分，崭新的沥青路面和西欧的并无二致。望着窗外“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的景致，我们和东道主不时地聊着当地的投资环境。
古泽夫人告诉我们，立国以来通过私有化转制，立陶宛已经大踏步走向市场经济。国内有三个经济开发区。立陶宛有良好的铁路和公路网络，四个国际机场，以及东波罗的海岸的不冻深水港。在人均受教育水准方面，即便在整个欧洲，立陶宛也是名列前茅。三百万人口中，有将近半数的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适合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进入维尔纽斯市区不久，我们来到位于旧城区主街道的 “The Narutis Hotel”， 事先东道主在这家五星级酒店预订了房间。博士先生和古泽夫人给我们留下了一叠资料，是商务处代为拟定的日程安排，和商会提供的各种商业信息。我们约定了周一见面的时间，临走时古泽夫人把汽车钥匙交给我们，笑道：“这两天就不打搅了，二位可以到处走走，看看风光旖旎的维尔纽斯，祝大家周末愉快。”
苏联时代这家酒店是高级官员和重要外宾下榻之处，是权势和地位的象征，据说普通民众不可问津。立陶宛独立后修缮一新，所有装修和设备现代化，如今成了一家连锁的外资企业，现在只认钱不认人，惟利是图，无疑是资本主义的好处。先到房间放下各自的行李，这里有个性化的壁画，和十六世纪彩绘的天花板相映成趣，从客房的窗台可以俯瞰旧城区。“繁华逼人来”的视野之中，感觉到一种市井尘世的情趣。从客房的迷你吧取了一瓶矿水，我一边喝一边来到餐厅，史密斯早已在那里等候。
Cellar Restaurant餐厅供应传统的东欧佳肴和优质葡萄酒，因为说定了回头由我来开车，贪杯的史密斯特意要了一瓶法国红酒，畅怀酣饮。让我刮目相待的是，令人垂涎三尺的俄式西餐，不禁想起多年前在莫斯科的光景。也尝了当地的特色菜，有猪肉熏肠和豌豆稀饭，傻小子史密斯可是赞不绝口。问到我的感觉，食之无味不可恭维，实在是吃不出个好来。 酒店特意请来了乐队，为用餐的客人助兴。有排箫，风笛，扬琴，拨比乃和羊角号，吹拉弹唱都齐全了。这种土生土长的立陶宛民族音乐，使那些听腻了西方音乐的外国人有了新鲜的感觉。
餐后我们来到临窗的吧台小坐，这里可以看见酒店的后园和一角苍穹，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用过了意大利咖啡，我们开始巡视酒店的公共设施。这里有一个带室内游泳池的水疗区，另外设有土耳其蒸气浴,桑拿按摩院，Spa和健康中心, 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和西欧相比之下，东欧的劳动力便宜许多，服务也就周全细致不少。看得出酒店的客人，大多来自富裕的西欧和北欧，在他们看来，享受同样的消费等级在这儿可要划算得多。
来到豪华的酒店大堂，戴白手套的门童为客人拉开一尘不染的玻璃大门。我们走下彩色的大理石台阶，在停车场的泊位找到了汽车。波罗的海国家虽属东欧，但是文化和地理与北欧更近，无论历史上的滥觞还是独立后的侵淫，到处都可以看到斯堪纳维亚诸国对当地的影响力，光凭马路上跑的汽车即可窥一斑，连公共汽车都一律使用沃尔沃大巴。波罗的海国家的新贵和中产阶级，酷爱北欧的名车，眼前这辆崭新的萨博就是瑞典产的，有口皆碑。




《萍踪传书》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在上海书城上架，并且被上海市图书馆等国家和公共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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