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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韜: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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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0-9-25 20:45:03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謝韜:在成都座談會上的講話

(時間:2007年底,17大召開之後)(注:謝韜為人民大學原副校長)

又想跟同志們見面,又怕跟同志們見面,想跟同志們見面是從心裏面想,中國有很多問題可以跟同志們溝通們“天涯何處無芳草”,中國有獨立思想和獨立見解的人多的是,但都是各自為戰,分散的孤立的。共產黨政策是不准大家在一起,所以我怕跟同志們見面,既有思想上的顧慮,也有政治上的顧慮。像今天的聚會,有這麼多人在一起,是招忌諱的,只有婚葬嫁娶才容許聚會。共產黨的統治,王安石的“保甲”運動沒有做到,共產黨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你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蹤。
我今天簡單談兩個問題,一個從那篇文章《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寫成和反映,談中國社會的動態,談共產黨的動態;一個談談17大的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的理論問題。我的文章去年2月份就寫出來了,但一直壓了近一年,直到今年2月份才發表,這樣的文章不是短時間能夠寫出來的,而是長期的積累。我們今天在座的,年輕時都是滿腔熱情追求民主走過來的,指導我們的思想,一個是抗日,一個是反蔣,不管民主同盟也好,黃炎培的職業教育也好,梁漱溟的鄉村教育也好,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都是共同的理想。新民主主義是我們的最高綱領。新民主主義是個什麼樣子,我們不知道,這是個理想而已。我們都長壽。長壽有個好處,看了幾本全書,看了蔣介石的全本,蘇聯的全本,毛澤東的全本,希特勒法西斯的全本,鄧小平全本。胡錦濤講科學發展觀,科學的發展觀必須是建立在科學的歷史觀上,沒有正確的歷史觀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發展觀。
所以,總結、反思歷史是我們中國人民今天的主要任務。有個同志曾經講過兩句話,毛澤東時代對中華民族的最大損害:是使全民族失去了思考,全中國當時8億人,只有一個腦袋會思考;二是道德的破壞,使每個人變成了二重人格,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成為常態。一個是使全民族失去思維,一個是使全民族成為二重人格。鄧小平時代使全民族失去記憶:反右不能談,大躍進不能談,文化大革命不能談,六四不能談,喪失記憶的結果是用新的愚民政策進行統治。所以,毛澤東時代,不但使人失去思想,而且思想有罪,使每個人喪失了道德感,中國知識份子的道德節操和道德觀完全摧毀殆盡。鄧小平時代使整個民族失去記憶,人民沒有歷史感,使人民完全成為新的另一種形態的螺絲釘。這是老百姓群眾中提煉出來的最深刻的思想和歷史的概括。我們今天在座的都是走過那段歷史的,有親身體會的。我也跟大家一樣,在這段歷史中不斷思索總結,特別是十年監獄重讀馬克思著作,過去舊時代說監獄是讀書的好地方,對讀書沒有限制,但是,在共產黨的監獄裏,只准讀馬克思主義的書。我當時讀的書有4卷本的《馬克思選集》,2卷本的《恩格斯選集》,1卷本的《列寧選集》,3卷本的《毛澤東選集》,報紙只能讀人民日報。

我當時在秦城監獄,胡風他們關在東邊,是單間,我沒有和他們在一起,我是協助管理戰犯,在戰犯管理所跟範漢傑、黃維、廖耀湘、王陵基和特務頭子康澤、王文舉等在一起。黨交給我的任務是:“戴罪立功”,給戰犯講馬列主義。當時給我扣的帽子是“埋藏最深、最狡猾的反革命分子”。由於我自己的家庭出身好,個人經歷也簡單,而且慢慢查明許多問題都沒有。本來1958年就解決我的問題,但我是毛欽定的要犯,當時把胡風集團吹得那麼厲害,收不了場,所以一直拖了7年,當廢物利用,直到65年才說我出身好,給戰犯講馬列主義也講得好,給我解決了。

我們的宣傳把國民黨說的很愚蠢、腐朽、黑暗,其實國民黨的統治者很多是很有頭腦和見地的,也有不錯的軍事思想,我們的許多仗能打贏,不是贏在軍事思想上,而是情報工作做得好,他們的機密作戰計畫都被我們掌握了。所以,我跟新舊政權的統治集團都有接觸。瞭解了不少政治和經濟的內幕,給了我很多啟發,有了一定的積累,也促進我不斷思考,從政治立場、階級鬥爭、經濟發展等多方面慢慢地形成了一些觀點,一些思想。《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發表後的反映當時感到文章出來以後會有比較強烈的反映,但反映這麼強烈沒有估計到。但總覺得還是有大的衝擊。我所知道的,在全國特別是老同志,在邊疆地區都有很強烈的反映,在中央,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過,包括喬石、萬裏、李瑞環,但中國政治的特點,看了都不講話,都等著胡錦濤的態度。《炎黃春秋》發表我的文章前,開了幾次全體編輯在內的會議,做了三種可能出現的形勢的準備。

一是查封《炎黃春秋》,如果查封了就打官司,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歷史疤疤。

二是這期不准發行。《炎黃春秋》本來是每月10日發行,去年2月這一期,他們在125日就提前發行了,你若不准發行,我們已經發行一部分了。

三是準備做檢討。當時準備拋出責任編輯,說責任編輯審查疏忽,今後不再發表類似文章。可是,我的文章發表後,3個多月一直沒有任何動靜。但(去年)211日中宣部給中央有個彙報,但沒有提處理意見,只是說《炎黃春秋》發表了我的文章,等待中央的處理意見。但一直到(去年)510日,中央都沒有任何表態,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據我現在瞭解,中央當時準備對這件事做淡化處理,中央沒有表態,中宣部也就沒有任何動作。所以234月,3個月沒有任何動靜,包括我和《炎黃春秋》的心都懸著的。但左派反映很強烈。中國社科院曾組織150人的批判大會來批判我。毛澤東旗幟網在人民大學開了110人的批判大會。在上海、杭州等地也組織了幾十人的批判會。我所知道的,在許多地方的老幹部都是人人有一份,都自覺地學了我的文章,爭論非常激烈,甚至發生了對罵。擁護的很堅決,反對的也很堅決。我收到了許多同志的來信,包括新疆、甘肅、內蒙等偏遠地區的反映都很強烈。在今年3月的兩會期間,許多地方代表,都在打聽這篇文章的後臺是誰,背後是否有新的政治動向。地方反映很強烈,左派攻得很凶,左派是明攻我,實攻中央,說中央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本主義復辟道路。馬賓等17人公開表示、宣傳要回到毛澤東時代。

所以說,左派幫了我的忙,中央本來想冷處理、想淡化也不行了。原來左派本想在全國發動批判我。借此造成給中央施壓的態勢,因為社科院和黨校基本上都掌握在老同志或偏左派的手裏,他們準備在全國社科院和黨校聯合批鬥我,給中央施壓。他們的口號是:“謝韜是違反憲法、反黨章、反黨、反社會主義,是顛覆性的。”龔漢西(音)還寫一篇文章《謝韜你要幹什麼?》。在這種形勢下,(去年)510日,中央在人民日報第九版發了一個幾百字的答讀者問,就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區別進行說明,說二者本質不同,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說民主社會主義有它產生的歷史根源,有它的貢獻,但沒有對其評論。這是中央找專家學者寫好後,交給人民日報發表的。

後來,我瞭解到,在中央內部給各媒體有一個表態,對我的文章不傳播、不批判、不爭論,但個人可以表態。上海社科院曾發了兩版,一版是反對,一版是贊同。《炎黃春秋》給我打電話說,我們安全著陸了。另外,胡錦濤(去年)6月訪問瑞典。溫家寶(去年)54日訪問人民大學說:要發揚五四的民主的科學的傳統精神,勇於追求真理。新華社發表消息時將“勇於追求真理”改為“追求真理”。有朋友對我說,你看你的文章發表後的效果:胡錦濤訪問瑞典;溫家寶訪問人民大學。這樣群眾的反映慢慢就轉過來了。原來大家都擔心文章發表後不知會有什麼情況發生,我已經做了坐牢的思想準備,接受壓力的思想準備。

(去年)3月份人民大學開黨委會時,有人說,社科院在批謝韜,建議人民大學也批,黨委書記說,他們批是他們的事,我們聽黨中央的。隔了20多分鐘他自言自語地說:20年後,中國有些事誰說得清楚,所以,人民大學沒有人來找我,我生日時還派人專門來看我。(去年)625日胡錦濤在中央黨校講話發表後,630日,《求是》雜誌的一個記者打電話來徵求我對625日胡錦濤講話的看法。我說,第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本來就比較模糊,寬鬆,作為改革開放的理論可以充實。第二、胡錦濤對有各種思想爭論時要正面引導的提法很好,說明胡錦濤接受了歷史的教訓。我最後想,應該讓他把我的想法轉達給中央,於是,說我很感謝中央對我的文章的寬容和開明的態度。我聽國外一個跟中央理論班子比較接近的朋友透露:胡錦濤對這篇文章的意思是,理論學術的爭論中央最好不介入。胡錦濤比較接受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但***和李鵬堅決反對,他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鄧小平提出來的,還是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好,不採用民主社會主義。最後,為了保證理論的統一,在17大時,沒有提民主社會主義,還是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左派也出現新的情況。鄧力群4次寫萬言書給中央的執筆人段若飛也打電話給我說,左派批判你,你不要生氣。左派攻擊你,是你的光榮!你提出的問題在我們理論界是多年來想突破而不敢突破。我對你的勇氣感到欽佩!中國的經濟既然在搞市場化,必然會帶來政治的民主化。你現在是站在歷史的前沿。另外,人大參加批判我的大會的人有些事後告訴我說,不知是開批判我的會,要知道就不去了。左派裏還有一個情況,反對我的人,是堅決反對。他們認為我是在走戈巴契夫的道路,是叛徒。軍隊裏面還有人因為我的文章而發生打架。總之,我的觀點贊成的有80%多,動搖的有10%多,堅決反對的有3%左右。另外,“上海大眾”的企業家說,民主不僅你們知識份子需要,我們也需要。黑龍江的一個老領導,原省委書記說,我們今天不接受一黨專政,省一級的領導也需要民主。所以,民主不但僅下面需要,上面需要,在黨的中層幹部也需要,他們在不民主的生活裏面有他們的痛苦。國際上反映也很強烈,瑞典一個記者,在胡錦濤訪問瑞典前,來採訪我,說我是中國第一個公正、客觀地介紹瑞典民主社會的學者,準備在胡錦濤訪問瑞典時發表採訪我的文章。另外,我會見了中聯部組織的一個歐洲8國議會的來訪團,我跟每個人見面,他們都說讀過我的文章。歐洲還準備邀請我到歐洲去做訪問交流。包括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等國外的各大媒體都準備採訪我,還有美國的一個作家也準備來拜訪我。他們把我作為100年來中國大陸上可以公開談論第二國際的第一人。我寫這篇文章是想把心裏多年來想說的話表達出來,我老了,隨時可以走,過去我們當兩面派,二重人格,一開會,都自覺掌握分寸,哪些該說,哪些不該說,說到什麼程度,都很有技巧。現在我老了,該說說真話了。我有首詩:“八十人生正風流,精神枷鎖笑中丟”。我們一輩子都套著精神枷鎖,現在把它丟了。但也有可能在某個時候我會成為替罪羊,在某個時候借宣傳科學社會主義而批判民主社會主義又再批判我,但這種可能性不大。

中聯部給中央有個報告說:批謝韜會影響我國的外交,因為批謝韜就等於批第二國際。杜潤生同志說,謝韜的文章開展理論思維是我們民族復興的希望。他還透露一個未公開的資料:鄧小平1987年說:“講什麼馬列主義,我們只要把經濟搞上去了,老百姓擁護了,講什麼主義都可以。”關於十七大及今後中國改革展望從十七大看中國今後的未來,有樂觀的,也有悲觀的。總體來說,我們是看不到中國民主的曙光了。從客觀歷史的進程和中國領導人大智大勇人物的出現,大致在20大,要5年到10年才有可能。因為有幾個問題。首先,今天,在中國政治上沒有形成一個政治力量能取代共產黨,與之抗衡。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會亂套,這是個漸進的過程。其次。在經濟上,民主的進程要建立經濟基礎,建立公民社會,只有人民有了財產才會有權利觀念,權利與財產是分不開的。要建立公民社會,使社會中產階級化,產生大量的中產階級是基礎,中國今天還沒有建立公民社會的經濟基礎。我們現在還正像魯迅先生說的是“當了奴隸希望鞏固當奴隸”的時代。我們也樂意當奴隸,中國人願意當奴隸,不願意當主人,當主人太累,現在覺得共產黨好讓大家有飯吃的思想根深蒂固。

所以,我希望繼續改革開放,平穩過渡。中國的改革前途,有三個:一、矛盾激化,社會動盪,那就會亂,亂的結果必然是一個鐵腕人物來收拾殘局,會延緩中國發展的進程。二、是民主的改良,對老百姓有利。三、以暴力克服暴力,軍隊裏面也有明白人,如他認為不能通過民主的方法來求得社會的進步實現,就可能發生軍事政變。第二種方式,民主的改良對中國的發展最好,但時間就比較漫長。中國13億人口,經濟基礎薄弱,不能急,急不了,也不能等,只能促。從兩方面促。促進共產黨的領導接受歷史教訓,順應歷史潮流,自覺進行改良。趙紫陽的秘書杜導正說,趙紫陽對胡、溫、曾三人有過評論,說胡是個明白人,但不會有大作為;溫是個好人;曾想在歷史上留下一個開明的形象。胡不是能夠帶領中國人民走向新的歷史的人物,現在看來胡已經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大的方面不可能,但是,一、他在17大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結束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提出建設和諧社會作為黨的基本路線,這是個重大貢獻。二、17大還是堅持黨的領導,但有所變化,這是在舊的框架內推進民主進程,用新的四個堅持,代替舊的四個堅持,現在的四個堅持是堅持思想解放、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堅持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這樣就把思想從蘇聯模式、毛澤東思想、封建專制中解放出來。三、建國目標也有所改變,17大提出要建立繁榮、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第一次在黨的黨的歷史上把民主、文明、和諧的理念提出來。另外通過溫家寶的講話,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正義、公平、公正作為人類文明的結果,不是哪個階級的理念提出來。四、通過了《物權法》。《物權法》的通過,說明中國在保護私有財產,恢復個人所有制上有所進步。所以,17大雖然是在舊的框架下來推動社會發展,但也有新的內容,在中國政治上應該肯定17大。不管怎麼樣,要推動他向這個方面走,上面促,促使他接受每一個進步的措施;下面促,促進群眾提高覺悟,保衛自己的利益,以維權運動促進民主運動。上面促,接受歷史教訓,順應歷史潮流;下面促進,群眾採取正確的措施保護自己的權利,依法治國,兩方面結合,逐步推進中國社會的發展。所以我提出來,不能急,急就要亂;也不能等,只能促。改革開放30年了,中國13億人口能夠在10年內轉變,那就算很快了,要有耐心,今天任何改革,任何進步,都會觸犯兩部分人的利益,一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一是部分群眾的利益,這兩個利益很難平衡,不能激化矛盾,所以任何改革只能逐步前進。

我們這些老同志,我講幾句,雖然我們看不到中國的民主曙光了,有些悲觀,但我們應該驕傲,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歷史時期。我們早生幾十年,最多能達到康、梁的水準,晚生幾十年,我們只能讀歷史。但我們剛好生在20世紀,舊民主主義革命我們趕了個尾巴,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參加了全程,我們參加了社會主義革命,還參加了歷史怪胎文化大革命,又參加了改革開放的革命。我們一生5個革命,雖然當了右派,挨了整,但我們親身經歷中國2000多、3000多年來劇烈變化這5大革命都集中濃縮在一起的歷史。我們跨越兩世紀,一生5革命,不必悲觀。

我們都是“兩頭清,中間昏”。中年是最保守的,因為現實的利益,逼迫他們去保住現在的利益,年輕人呢?是什麼都是假的,搞到錢才是真的,所以,我們青年一代是喪失了理想主義的一代。所以,現在中國出現了老的打先鋒,中年保守,青年漠然的態度。中國現在的統治階層,一個是兩個老三屆,7678屆;一個是秘書班子;一個是高幹子弟;一個是留洋回來的,四股勢力掌握政權。因此中國要等我們這些老的,包括胡溫他們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來,沒有歷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牽連,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現在大約20歲左右的年輕人掌了權,中國才能改變。現在的胡溫他們都是毛澤東思想培養出來的。溫,是好同志。胡,許多人都覺得看不透,他不可能有大作為,但是他能搞搞小動作,將歷史推進一小步,他就完成了歷史任務。現在中央是胡溫集團與江李集團的平衡。胡沒有完全控制局勢,江還有勢力。今後究竟是哪派占了上風,還不好說。由於現實和歷史的局限,胡他們就像火車,能夠平安從這一站到下一站就不錯了。對胡不能抱太大的希望,這不現實。但因為國際的環境,他也無法倒退,他是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現在中國的經濟存在很大的危機和泡沫。17大後,關鍵要看下面的措施怎麼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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