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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余斋》之一:我的俄罗斯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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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8-1 13:15:59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A、雁过留声

1、我的俄罗斯情结


人在幼年时的许多事情往往会到老不忘,记忆犹新。比如我在父亲机关幼儿园入托时,每逢周末,幼儿园总会用车把我们送到父母的单位去,那样等我们的父母下班以后就可以接我们回家了。那一时期我在父亲机关的大院里常见的一个西洋景就是偶尔会看见苏联专家走过。
每到此时,老师就会对我们大声说:“小朋友们,叫苏联伯伯好!”
于是我们齐声叫道:“苏联伯伯好!”
那些苏联专家们却头也不回地应声道:“吼,吼!(好,好!)”然后匆匆而去。
所以我们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苏联专家管“好”叫“吼”。
当我年近七岁快要上学时,有一次父亲竟带我到苏联使馆参加苏方的国庆招待会。对当时的情形,现在我唯一能记起的就是苏方放了一部影片,名叫《绿色的山林》。
当然从打我一上学,就再也没机会接触到那些苏联专家了。可是后来在我的一生中每遇到逆境,我也会吹牛道:“别看我现在不咋的,当年老子还参加过苏联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呢!”
后来我父亲奉调到陕西一个苏联援建的飞机铸零件造厂当厂长,我们全家就去了陕西。没想到在关中平原边缘的黄土塬子上,我又一次遇见了苏联专家。工厂既然是苏方援建的,厂里必然得接待,所以厂方在渭河岸边风景秀丽之处修建了一座专家招待所,让那些苏联专家们居住。为了与苏联专家联谊,厂里常常让子弟学校高年级或中学部的同学去与苏联专家联欢。所以我至今还记得俄语“我们的祖国”念作“那莎罗即那”。
后来中苏关系逐渐紧张,当两国关系紧张到学校里的政治老师开始公开在课堂上大骂“赫秃子”如何不是东西的时候,我也开始对苏联人不以为然了。但即使在那个时候,电影院里还在放映《攻克柏林》、《列宁在十月》、《日日夜夜》等苏联电影,我在北京的一位邻家女孩还参与中苏两国少先队员交友的活动,她用一本中国邮票换来一双苏联少女的红色高跟鞋。后来我们全家从陕西又回到北京,我所在的中学里仍然设置俄语课。
到了文革时期,别说俄罗斯人不是东西,连我自己的父母也差一点就“不是东西”了——我父亲被人贴大字报,说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我母亲因为拼死维护我父亲的声誉和人身安全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
一九六七年末我到黑龙江支边,组建兵团以后我调到武装值班分队,在黑龙江边上站岗值勤。在对于中国和苏联都是遥远边疆的黑龙江上,仅凭两国船只的优劣就可以看出当时两国国力的差距。苏方有流线型的、跑起来船身不沾水的水翼艇,有白色小巧的“巴拉斯”、还有装货数千吨却只有五名船员的自动驳船。相形之下,我方佳木斯航运局的“东方红”号客轮,则是用蒸汽锅炉带动船尾的两层楼高的大轮子搅水作为动力,完全是十八世纪的货色。当然苏方也有在船舷两侧用蒸汽作动力的大轮子搅水的“腰轮”仍在黑龙江上行驶,但那是二战末期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缴获日本人的东西。
每当看到这种对比,加上苏方水手漂亮的制服与我方千篇一律的蓝、灰两种“四个兜”的对比,我仍然常常回忆起儿时曾经憧憬过的“苏联老大哥”的伟大国度。
后来我当了农村教师,农场文教办在每年的寒暑假都要组织各生产队的教师集中培训。有一次寒假中,文教办为了鼓励大家扎根边疆,忠实于乡村教育工作,特意给大家放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尽管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全国上下都在跳着脚大骂修正主义新沙皇,可我还是被影片中那位身处逆境的俄罗斯女教师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觉得坚持乡村教育无上光荣。
从东北回到北京以后,在整个八十年代,外国电影给我以深刻印象的,除了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之外,就属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当电脑普及以后,我在“老三届”网上喜欢看的文章,非严涛先生驻东欧国家的亲身经历莫属。
不知怎么搞的,在媒体上凡是与俄罗斯以及前东欧国家有关的事,我都爱看。
也许这就是我的俄罗斯情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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