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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余斋》之五: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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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15-8-6 07:34:02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5、胖子

胖子如今六十多岁,其实他一点儿也不胖。几十年的烟龄熏下来,他时常咳得发呕,他要胖才怪呢。我这弟弟小时候倒是胖乎乎的,我爸爸那时候最爱给他洗脚,好拿他那双胖脚丫开玩笑。所以我们兄弟几个每提起他,就叫他胖子。
胖子平时挺合群,他是从不得罪什么人的,跟谁都嘻嘻哈哈,聊起天来他也能指手划脚天南地北地调侃,尤其是对我女儿和我那些侄子侄女,他一见到她们,常常上前揪揪耳朵,捏捏鼻子,然后眉飞色舞地逗得他(她)们开心地“嘎嘎”直笑。
当然他认准的事你也别和他抬杠,他倔着呢。小时候无论被什么他惹不起的人物欺侮,既使吃多大的亏,即使是挨了打,不过是不做声罢了,心里可从来没服气过谁。
上中学的时候我开始跑步,每天早上天不亮起床,从现在的北京甘家口大厦后边一口气跑到北京动物园门口再跑回来,然后回家洗漱、吃早饭,才去上学。胖子可不想折腾,他有些爱睡懒觉。可是我每天早早地起来,不可能不惊动他。终于有一天他问我:“你能一口气跑到动物园再回来,中途也不歇?”
我不屑地说:“当然,你哪行呀!”
第二天他也起来跑步了,只跑了几百米。我仍然没把他放在眼里。不久的一天,我早上跑到动物园门口再调头向回跑的时候,看见胖子也跑过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伸出一只手指:“我一口气……跑下来的……中途没停!”
嘿,没看出来,这才几天呀,我真的不该小瞧他。不过止此而已,后来他就不跑了。
这就是他的倔脾气。
甘家口大厦南边有一片红楼,叫八号院,院里住的都是工业部门的干部;那时候八号院的西边,是一片平房,过去大概是一个村庄,1964年我家搬到北京的时候,那“建筑书店”的后边还有个马棚呢。住在那一片平房里的孩子们也倔着呢,大概是嫌八号院的孩子们有些优越感吧,时常就有冲突。
十年动乱闹起来了,两边的孩子们冲突加剧,经常打群架。而且越报复越厉害。谁都不服谁。
平房那边的孩子们与住在城里的很有些名气的“大混蛋、小混蛋”两兄弟有联系,他们把那两兄弟找来,把八号院和附近建设部大院的孩子们堵住,狠狠地收拾了几回。后来我从东北建设兵团回家探亲的时候,听说童年的玩伴们有人被“花”了,有人遭了暴打。至今有一位童年伙伴穿着军服在装甲兵研究所里,脸上还有两道交叉的长长疤痕,好像他上过战场一样。反正大院的孩子们吃了亏。
我准知道大院这边的人不会善罢甘休,我想,等着瞧吧,更大的热闹在后边呐。
果然有一天胖子很得意地对我说:“我们很多人把那家伙堵住了,(我记不清是大混蛋还是二混蛋了)反正大家一起上,人多手杂,他的一条前臂被刀刮得只剩下骨头了!”
我吃惊地望着胖子,这家伙虽然倔,但也是从不主动出头惹是非的呀,如今怎么也会千刀万剐这一套了?不过几十年后这件事被写入小说《血色浪漫》之中了。
我母亲被捕了,我父亲也被调离北京,到四川三线工作。生活上没人管的胖子后来随大流去山西插队。
去山西插队不比我在东北农场,我在黑龙江兵团是有工资的,而胖子必须凭力气挣工分。我知道他,从小懒散惯了,怎么受得了?
但是我听说他下乡头一年就被队里评上个劳动模范,要知道村子里那么多当地村民,能评上他当劳动模范可真是不容易!我又一次小看他了。
那时候中国的农村,村村都隶属于某一个人民公社,人人都是公社社员。说起组织上的细密和庞大,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中国比。在农村是村村有支部,在工厂也是每个车间都有支部,在军队里更是每个排都有党小组,这就是当年老蒋为什么败走麦城的原因。(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简直一团糟!)这本来是好事,因为那时的公社社员,按现在最时髦的叫法,都应当是股份制企业的股东才对。当年他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把共产党分给他们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入股在一起组成人民公社的。也不知道这么好的经让哪个挨千刀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弄得乡下的那些“股东”们个个都是一贫如洗,拼死累活的干上一天才挣几分钱,好一点的也不过毛把钱,那还是村里的壮劳力们,而妇女和新来的知青们还要比他们低呢。村里的土地没有增加,各种农作物产量也不会增长太多,一下子又来了这么多城市知青,年底都要参加分红,村民们怎么能不大眼瞪小眼地盯着他们?
胖子所在村里的队长私下对人说:“我们乡下人太穷,说什么农业学大寨,粮食上纲要过长江,那是上边的事!要是种草籽能卖钱,我宁可挨批判也要种草!”
于是尽管胖子被评上劳动模范,可队上一结算,他还欠队上一百多元钱!(那时候我每月工资才32元)。我真不知道这位大劳模听会计算完了帐是什么表情,目瞪口呆是肯定的了。
我也是后来才想通的:人家村子里本来就穷,你们城里又来了这么多人,连吃带住的,不要算钱吗?
可是胖子想不通,他哪见过这个!于是听说我这位兄弟一气之下在窑洞里半年多没出来,成为一位现代的面壁居士。
远在四川的父亲听说了,心酸地流下热泪,这位经历过战火硝烟的三八式老干部是轻易不流泪的,可是如今面对他儿子的窘境,他能怎么办?他急忙托人,把胖子从山西弄到四川三线的一个军工企业里当工人,胖子的生活总算有了保障。
胖子后来回到北京,在一家军工企业里当工人。中年以后的胖子脾气好多了,可是对他认准的事情也更倔了。一开始他在厂里与各级领导的关系处得不是很顺,反正总是不高兴。
我绕山绕水旁敲侧击地对他说:“我这些年,可以对国务院总理以及天下大事说三道四不以为然——他认得我是谁呀?可是我对我们班组长就从不顶撞而是毕恭毕敬,因为只有他管着我呐!上一级的领导都是通过他来了解我的。”
当时也不知道胖子对我的话有什么反应,他什么也没说。反正后来听说他在厂里干得不错,尤其与顶头上司的关系都不紧张。我呢,当时只不过是劝劝他,也没什么不对。
胖子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是从东北抱着孩子回来的,什么找工作呀,找托儿所呀,住房呀的,一切都得从头来。胖子从经济上没少帮我,甚至我的女儿考上大学,头一学期的学杂费都是他出的。至今他厂里每每发了什么烹调油之类的,他也给我拿来。可是我至今也没发什么财,不能回报他。我欠他太多。
胖子结过一次婚,可是很快我的那位弟妹就离开了他,他也拉不下脸来说句软话。以后我们再要给他介绍什么女朋友之类,他都一概拒绝,所以他至今单身。
我倒是认为他的当务之急是赶快戒烟,每每看到他咳得那么厉害,我都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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